【作者简介】戴维·科兹(david m·kotz)，麻萨诸塞大学经济系教授，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著有《苏维埃制度的灭亡》，《积累的社会结构：增长和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等著作。本文是作者为2004年11月在中国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题为“中国和俄罗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比较—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经作者同意用中文发表。
【译校者简介】倪刚(christopher m·needs)，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人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生；常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朱贵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6； 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5) 03-0003-12
一、引言
目前，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政策及其思想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极为有限。依据这一观点，若政府能够很大程度地退出经济生活，那么效率、收入分配和科技进步将达到最佳。作为经济角色，政府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腐败、资源配置低效、财富再分配的专横和阻碍经济进步的一个根源[1]。新自由主义极为勇敢地声称它为国家经济体制的重要转型提供了最好的和唯一真正有效的指导。这里的经济转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即欠发达国家在生活水平和科技熟练程度方面走向世界前列[2]。二是经济过渡，即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新自由主义已称雄25年之久，这不合常理，因为它似乎与历史经验、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的经验存在尖锐冲突。先说经济发展。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甚至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柱——美国和英国的历史也打它们自己的嘴巴。一般认为，通过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英国在18~19世纪初实现了工业霸权。然而ha-joon chang却表明，在工业革命期间超越欧洲其他竞争者的一段关键时期里，为促进英国的经济利益，政府对国内与国 际贸易实行了积极干预政策(chang， 2002， pp19-24)。19世纪美国政府建立起了高关税壁垒，并加大了对国内运输系统的投资进而推动美国在19世纪末实现了由农业国向世界领先的工业国的转变。只是在经济上较之竞争对手已占明显优势以至于政府作用的减弱有利于本国在经济上长期称雄，英美才倡导自由贸易，倡导新自由主义。
后发工业国家的经验让人印象更加深刻。通过实质上是冒犯新自由主义教规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日本、苏联、韩国都很快从欠发达国家上升到了高收入的工业化国家。世界上主要的国家中没有一例是依靠新自由主义方法迅速实现国家的发展式的过渡的。
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没准能为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故事提供丰厚的素材。然而，本文认为，就经济过渡和经济发展来说，政府主导型战略优于新自由主义战略。尽管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确同时是国家全面经营经济的逆向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实现这种过渡的最佳方式要靠非政府行为体来实施。在这样的转型中政府的角色必须转变，这一事实使得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复杂化。不过，我将证明，经济转型只能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才能有效实行。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或转型的成功。政府的错误的积 极政策既不能实现经济发展，也不能实现经济转型。政府会成为一个寄生于社会之上、阻碍社会进步的机构。但如果政府只是袖手旁观，等待个人行为和非政府力量——诸如企业家能力、比较优势和跨境资金流入带来经济发展和转型，那么结果必定失败。较之经济发展的失败，经济转型可能失败得更惨。经济发展的失败会导致生产停滞，使国家在世界经济中会陷于不利地位。而对于经济转型，完全坚持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后果将是社会快速后退，最坏时甚至会发生经济和社会崩溃。
本文将探讨俄罗斯和中国的过渡经验，以便从新自由主义的和国家主导的转型战略 的成效比较中得出教训。文章第二部分探讨俄罗斯自1992年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经济转型。第三部分探讨中国始于1978年的经济转型的经验，它是以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路径为基础的。第四部分思考为什么在成功实行了政府主导的转型战略的国家，比如中国，要求转向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压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文章第五部分将作出结论性的解释。
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
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新独立的俄罗斯政府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政府内部主要经济顾问的建议(kotz with weir 1997，第九章)，从一开始就直接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型战略。俄罗斯经济转型战略的全部核心是政府迅速退出对经济生活的管理。这一转型战略的主要特征如下： 1)立即取消对国内价格的控制；2)企业的迅速私有化； 3)快速消除尚存的政府左右企业决策的因素； 4)急剧削减公共支出； 5)紧缩银根； 6)迅速拆除商品和资本跨境自由流通的壁垒。俄罗斯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奔向这些目标。其中，唯一偏离新自由主义战略的重大政策是继续控制着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内价格，并继续执行影响出口的法规。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过渡战略的倡导者辩解说，短期的转型成本投入之后，它会带来 有效的、科技进步的、繁荣的市场体系。价格自由化、私有化以及消除政府对企业行为的指导被认为可以迅速地以有效地市场体系代替中央计划经济。取消价格控制是求得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旨在控制通货膨胀，而且认为，这些措施不妨碍经济重建和长期的经济增长。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将使俄罗斯以其比较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特殊利益，同时也能带来外资以帮助俄罗斯实现工业现代化。
尽管1999年底俄罗斯由普京总统取代了鲍里斯·叶利钦总统，还经历了多次总理换马(除了1998~1999年普里马科夫管理国家时期)，但它还是坚定地奉行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结果众所周知。从1991年到1998年，俄罗斯经历了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这是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在和平年代里从未见过的。那些年里，俄罗斯的gdp下降了46%，总投资下降了81%。与1990年相比，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已经下降了51%，总投资下降了84%[3]。
自1999年始，俄罗斯经济每年都有增长。1999年，俄罗斯经济从萎缩变为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俄罗斯在不得不拖欠国内外的债务之时于1998年8月爆发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这使得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名义上贬值高达71%，实际贬值高达64%[4]。结果，俄罗斯工业由于国内消费者买不起进口产品而获得了推动，同时俄罗斯出口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第二， 1998年9月财政危机之后，新组建的国家杜马以其魄力强迫暂处弱势的叶利钦总统任命了中左人士普里马科夫担任总理，另外还有几名共产党人担任经济要职。普里马科夫在位直到1999年4月，但叶利钦罢黜了这位民望日隆的总理。普里马科夫任总理期间，俄罗斯暂时偏离新自由主义战略，包括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上述两个因素——卢布急剧贬值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了俄罗斯的国内需求，终于使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由长期的萎缩转为扩张[5]。
从1998年到2003年，俄罗斯的gdp平均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长，到2003年为止达到了1990年gdp水平的67%。以这个增长速度，到2009年俄罗斯才能恢复到1990年的gdp水平[6]。如果这一增长速度在2009年之后确实还能持续的话，那么，俄罗斯要经过19年的时间才能走出新自由主义战略造成的困境。
然而，这样的预测未免过于乐观。1998年的卢布贬值和普里马科夫的短期扩张性政策的刺激性作用一过，俄罗斯经济的持续扩张便一直靠世界石油市场来驱动。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在2000年飞涨，并保持在历史最高水平上。俄罗斯原油出口价从1999年每吨111美元的正常价上升到2000年的每吨180美元，到2003则一直保持在每吨156美元到182美元之间[7]。对于1999年以来有利的石油市场为俄罗斯gdp的增长带来的份额，已经出现了不同的估计。1999~2003年间俄罗斯的gdp年均增长6·75%。一份世界银行的研究估计，这期间石油价格的变化使俄罗斯的gdp每年增长1·94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占4·80个百分点(世界银行， 2004，第11页)。如此说来，约有29%的gdp增长来自石油部门。俄罗斯工业部的一位高级经济学家作了更广泛的估计：考虑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及产量变化对gdp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就会发现， 2003年7·3%的gdp增长中大约有4·2~4·6个百分点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另外的2·7~3·1个百分点来自其他部门[8]。以这个估计， gdp的增长中约有58%~63%来自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
俄罗斯的出口主要由原油和天然气及其他原材料和半加工的原材料如金属等构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矿产品在俄罗斯向非独联体国家的出口中占到了40~60%。再加上金属、宝石及其他相关产品的出口，从1995年起这些产品的出口总额占俄罗斯每年出口总额的70%~80%。2003年的石油高价使俄罗斯仅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就占出口总额的55% (世界银行， 2004，第8页)。
俄罗斯的出口增长规模与gdp增长之比率可参见表一。1995~1997年间，也就是俄罗斯经济萎缩的最后三年中，产品和劳务的净出口占gdp的3%~4%，这是一个数值较大的出超，但对于一个原料丰富的大国来说这是正常的。虽有1998年的国内经济萎缩，但是由于卢布贬值刺激了出口，减少了进口，使俄外贸出超上升到gdp的6·8%。
表—1 俄罗斯净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2003 |
| 3.4% | 4.1% | 2.9% | 6.8% | 17.0% | 20.1% | 12.6% | 10.7% | 11.5%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1第152页和2004第158页。
正如表—1所示， 1999~2003年俄罗斯的净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已相当高，大约在10·7%~20·1%之间。这表明了自1999年以来的出口为俄罗斯带来的gdp增长幅度。这些醒目的数字也表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增长与gdp的增长相比要慢得多。
国内总支出，即国内总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支出之和， 1998~2003年的年均增长仅为3·7%，而gdp的增长速度为6·7%[9]。两者之差意味着，从1998年起俄罗斯gdp增长中的45%流失国外，而没有以促进消费、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形式使国内经济受益。对于一个从1990年以来国内经济滑坡如此之大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 结果。
这样看来，如果石油的高价不能持续，俄罗斯近来的增长将无以为继。石油价格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时，俄罗斯经济几乎一定会急剧下降，经济可能再次开始萎缩。俄罗斯国内市场非常有限。除了生活必需品，大多数人几乎没有花费。小的超级富豪阶层以及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较之国产品，他们对进口货有着更强烈的偏好。
1992年以来，俄罗斯经济的实物化继续阻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1992年1月几乎对所有价格的突然放开，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一路狂奔，然而货币紧缩政策使货币的增长无法满足经济的需要。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复杂的实物交换司空见惯，伴生的是私营和公营单位干脆长期不付货款或工资的交易信用模式。1994到2001年， m2与正常的gdp比率在9%~16%之间。同期相比，美国的比率稳定地表现为50%[10]。2002~2003年，由于俄罗斯数额巨大的往来账户余额所产生的货币效用，推动了m2与正常gdp的比率有所上升，终于2003年达到了19·7%。然而，货币在俄罗斯仍然十分短缺。
俄罗斯不仅受经济实物化之苦，还一直遭受严重的非现代化之痛。俄罗斯从1990年曾经有过的多元的、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回到了向世界市场出口原料及粗加工原料的经济。表—2显示的是俄罗斯工业各部门的恢复情况。到2003年，天然气产量和石油开采量分别恢复到1990年的97%和94%。铁和非铁冶金业已局部恢复，达到1990年的79%~80%。相比之下，以1990年为100%，食品工业恢复到67%，机械制造为54%，建筑材料为42%，轻工业为15%。
表—2 2003年俄罗斯工业部分部门与1990年水平对比(1990年为100)
| 全部工业 | 66 | ||
| 电力 | 77 | 化学和石化工业 | 67 |
| 天然气 | 97 | 机械制造 | 54 |
| 石油开采 | 94 | 木材和造纸 | 48 |
| 炼油 | 70 | 建筑材料 | 42 |
| 冶铁 | 79 | 轻工业 | 15 |
| 非铁冶金 | 80 | 食品 | 67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004，表14·3·
俄罗斯官方国民损益账户显示，石油和天然气的收入占gdp的8%。但是石油和天然气部门转移价格诡计的猖獗，因而这里的比例大大低于实际水平。就是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生产商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象征性地将产品卖给串通一气的国内外贸易公司，然后这些贸易公司再以世界市场的价格出售这些产品。这些诡计旨在逃避税收，逃避强制性的硬通货返还制，便于非法资金出逃以及方便内部人窃取公司财产。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估计了国内价格转移诡计的影响(仅从它们已合法化并能从记录中看到起)。该报告发现，如果把与化学贸易公司的岁入归属合伙的生产公司，那么，来自石油天然气产品的收入在gdp中的实际份额将从8%上升到20%。这样，尽管仅有1%的俄罗斯劳动力就业于石油天然气行业，但如果适当考虑到价格转移的影响，那么， gdp中至少有20%来自这一行业[11]。
大部分俄罗斯人被甩到后面，被迫以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方式为生。199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约55%的俄罗斯家庭近乎一半，甚至更多的食物消费只能依赖自家庭院的收获(rfe/rl newline， 1999， v·3·n·28， 2月10日，第一部分)。没有比绝望的人们大肆偷窃铜线电缆更让俄罗斯感到悲哀，很多偷盗者为此致残或触电而亡，这些电缆在苏联工业化时期曾连接着广阔的俄罗斯。
俄罗斯经济之无望，快速私有化的罪责更大。俄罗斯没有真正买得起国有企业的合 法的富人阶级，因此，事实上最有价值的企业由国家廉价卖给企业内部人或被无所顾忌的管理者所攫取，而这些人通常与犯罪团伙串通[12]。企业把持者们只对短期收益和掠夺财富感兴趣。正如前面引用的总投资崩溃的那些令人沮丧的数字所证明的，私有化不但没有使俄罗斯工业现代化，反而导致对一切可以快速获利的家当的变卖。例如，根据克列勃尼科夫(klebnikov 2000)报道，具有收益潜力的阿沃塔瓦兹是托格列泰一个大型汽车制造公司，在1990年被其内部高层管理者伙同多年与叶利钦家族关系甚密的著名寡头boris berezovsky侵吞掉[13]。这些石油、天然气和苏联其他有价值遗产的持有者们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为了保险他们将很多财产转到国外。
与经济影响同样严重的是俄罗斯社会受到的影响。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政府退出了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由于政府费用急剧减少，政府职员的实际工资明显降低甚至不能按时发放，导致政府工作无法正常运转。正如敏锐的观察者所料，犯罪分子步步侵入政府撤出后所产生的权力真空。20世纪90年代初期，犯罪团伙很快出现并为争夺莫斯科及俄罗斯的控制权与政府进行了公开的战争。许多正直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当作争夺控制 权的分赃者被暗杀。
在20世纪90年代，一小撮超级富豪寡头控制了包括原材料、生产性公司及媒体帝国在内的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这些人的出现使得犯罪集团由原始的“相互竞争”阶段发展到“寡头垄断”阶段。对于负责处置新私有化企业的高官，寡头们则软硬兼施。每个寡头集团内部都配置了由精干的前苏联军事和情报人员组成的安全力量。即使在俄罗斯犯罪集团处于寡头垄断的时期，俄罗斯犯罪系统一直充斥暴力。2004年7月美国新闻记者panklebnikov尸横莫斯科街头，他是西方首屈一指的研究俄寡头聚敛财富方法的权威。在俄罗斯发生的众多暗杀商人和记者的事件中，犯罪分子大多逃之夭夭。
自俄罗斯的权柄由叶利钦转给普京，对寡头们的打击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不过，这可能造成错觉。普京上台后便与顶级寡头们举行了众人瞩目的会谈。会谈中普京保证不会对资产进行重新分配，但条件是寡头们不得问政，不得挑战他的政策。对于那些在媒体上公开挑战，或为普京的政敌提供资金以及像米·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谈论个人竞选总统问题的寡头们，普京有选择地对其进行了坚决打击。对于那些守规矩者，普京则不加理会。有人可能已经忘记，就是叶利钦也曾经多次打击一些触怒他的寡头[14]。
强化政府成为普京执政时期的一个主题。这或许暗示着新自由主义已被放弃，取而 代之的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型战略。但仅从过去来看还无法下此定论。普京政权的方向似乎是，一手加强中央集权，建立强制的、非民主的政府，一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战略。没有迹象表明政府要实行国家主导的经济转型战略。
苏联分裂后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和社会混乱可以直接追溯到1992年起施行的新自由主义战略。迅速取消价格控制使通货膨胀蔓延，通货膨胀又使广大俄罗斯人穷困潦倒，也削弱了政府。通货膨胀的泛滥和政府对企业行为直接干预的突然取消所引起的混乱，以及紧缩货币政策所导致的货币回笼，使人失去生产性投资的动力。随着消费和投资需 求的下降，政府支出的急剧削减使总需求又失去了其第三大部分，结果是长期和极度的萧条。迅速地开放经济保证了进口产品涌入以满足国内的需求，但同时也为暴富阶层向国外转移非法所得提供了便利[15]。国有企业快速私有化致使权力强大的犯罪暴力集团不断兴起，而他们更倾向于从企业中牟取短期暴利而不是长期发展。尽管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但俄罗斯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任何大笔投资。1992~1995年间，俄罗斯的国外直接投资只占gdp的0·3%， 1996~1999年则只占0·7% (世界银行，2002，第7页)。
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的基本主题——在转型中政府的不作为——存在根本缺陷。它的始作俑者似乎相信，只要政府“从市场中退出”，有效的市场经济就能够自发地蓬勃发展起来。然而事实相反，这种方法产生了短期牟利的混乱局势。在这种条件下利益追求不可能导致生产性投资，只能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包括土地买卖和有价证券的投机，掠夺企业财产，花样翻新的诈骗，盗用公共基金和庇护非法牟利。
在俄罗斯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战略，其“比较优势”就是确保其沦为原料出口国，随着俄罗斯工业的萎缩，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非常高兴购买它的原材料， 而这种状况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都是有害的。而对于俄罗斯这样有着众多城市化和高水平教育的人民的国家，它的灾难要远远大于像科威特那样的小国。由于俄罗斯已经“科威特化”，俄罗斯一小撮通过出口原材料攫取利润的人而暴富，其他的大部分人对俄罗斯的新经济无所适从。从1991年起随着人口死亡率的上升和出生率的下降，俄罗斯人口不断减少，这可以看作是大部分俄罗斯人没有经济保障这一事实的反映[16]。
三、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从1978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经济在从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型之前并没有长期停滞。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前一年的1952年到向开始市场经济过渡的197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达6·1%。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中国gdp年均增长达5·9%。在1978年前五年间， gdp年平均增长率达5·6%。尽管这些增长率不如1978年之后的那么高，但仍然可圈可点[17]。
70年代末中国刚开始转变时，西方专家向中国推荐了后来在俄罗斯和其他欧洲、中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中国领导人没接受西方的建议，而是经过一段长时间，探索自己的由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中国的过渡战略有以下特点： 1)逐步地放开价格； 2)长时间推迟国营企业的私有化； 3)在一段时期里保持国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 4)扩大国家财政支出，尤其投资于国有企业与基础设施建设； 5)一般扩张性货币政策； 6)保持国家控制的银行体制； 7)保持国家对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控制。中国不期望从旧的国营企业直接生长出市场经济，而是鼓励发展新的以市场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
中国的过渡战略几乎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在一切关键的政策领域，中国所遵循的战略基本上与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战略相反。中国不是立即放开价 格，而是逐渐地进行。在中国转型开始13年后的1991年，还有四分之一多的零售价格由国家控制和指导，在中国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2001年，即中国经过了23年的改革后，政府才不得不放开128种商品的价格管理(英国广播新闻， 2001年)。
仅仅3年的过渡，在1994年底，俄罗斯私有化了的前国营企业的产量已占工业总产量的78·5% (统计年鉴1995年，第41页)。比较之下，中国经过了18年的过渡，1996年才开始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地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最近才开始。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指导和支持大型国有企业，只有当它们获得了在市场环境下运行的经 验之后，国家才逐渐放松对它们的管理。
1978年，中国大型国营企业产量占工业总产量的41·5%，由于保持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指导和管理， 1991年仍然达40·7% (瑙特恩， 1994，第478页)。公共开支与公共投资继续扩大，而不像俄罗斯那样在减少[18]。较之俄罗斯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的货币回笼， 1978年后中国m2对gdp的比例稳步地增长，由1978年的24%到1990年的70%再到2001年的152% (世界银行， 2003)。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没有将国家银行私营化，而是保持了国家对金融体制的控制。中国不是迅速消除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壁垒，而是保持相当大的控制。
中国经济过渡的方法是插手的，而不是放手。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被允许在中央计划体制外运行的新兴非国营企业的发展。这个经济成分得到迅速增长，并与国营部门形成了共生关系。表3显示了国营、集体与私营企业中工业总产量的比重在前20年过渡期的变化。国有企业的比率逐渐下降，到第一个10年末占工业总产量的约50%，到1998年降得更快，只占工业总产量的四分之一强。10年的改革使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比重增加了，然后稳定于工业总产量的34%~36%之间。在改革的第一个10年间，私营企业的工业产量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从零发展不到10%。只是在第二个10年，私营企业的份额才开始迅速扩大，到1998年已达工业总产量的37·5%。尽管1978至1998年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量的比重一直下降，但它的年平均增长率仍达6·9% (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9年年度报告，第37页)。
表-3 1978~1998年某些年份中国的国营、集体与私营企业工业总产量的比率
| 年 | 国营企业 | 集体所有制企业 | 私营企业 |
| 1978 | 77.6 | 22.4 | 0.0 |
| 1983 | 73.4 | 25.7 | 0.9 |
| 1988 | 56.8 | 36.1 | 7.1 |
| 1993 | 47.0 | 34.0 | 19.0 |
| 1998 | 26.5 | 36.0 | 37.5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各年度报告。
中国的国家主导的过渡战略的结果体现在gdp的增长上。不像所有其他奉行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国家，中国开始改革之后没有经历初期的经济萧条，相反，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从未下滑过，最差的1990年的gdp增长率为3·8%。1978至2003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3%，比所有其他大国的速度快得多。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9倍多。
与俄罗斯的投资滑坡相反， 1978年以来中国的投资迅速扩大。1978至2003年间，总资本形成平均高达gdp的37·3% (国家统计局， 2002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2~2003年度)[19]。尽管国家投资比重逐步下降，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的67·0%下降到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3)的52·3%，但是国家投资仍超过总投资的半数(国家统计局，各年度报告)。
中国拒绝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路径，但仍然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不过，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从90年代初才开始。1988年的国外直接投资尚不足gdp的1%， 1991年仍在1%左右， 1993年很快上升到6·4%。正是过渡时期15年间的快速增长才吸引了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大量国外直接投资不是快速增长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即使90年代中期，外国直接投资达到最高点时也只不过占总投资的10%~15%之间。中国的高投资率主要是内资支撑的。尽管已经是世界上一个主要的出口大国，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市场。1978至1989年间，中国出现过商品与服务净出口逆差。除了1993年，自1990年以来商品服务的出口一直是顺差，其幅度从最高的1997年gdp的4·8%到最低的2003年gdp的1·0%。在某些年份，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中国从没有像俄罗斯那样主要依赖于出口，而且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出口的商品大多是制成品[20]。
国家主导的过渡战略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个在转型期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存在着大量的低工资、比较健康且受过教育的农民工。这些农村劳动力支撑着新的非国营企业的迅速发展。
不难看出，中国的政府主导的过渡战略与其完全不同于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价格的逐步放开，使中国避免了失控的通货膨胀及其带来的经济混乱。在过渡的初期阶段，新生的非国有企业能够以稳定、可控的低廉价格向国有企业购买产品。
因为大型国有企业继续由国家掌握和监督，中国继续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但在俄罗斯，新生私有化企业与解除管制企业实际上停止投资。维持国家管理的银行体制使向生产领域的直接信贷投入成为可能，而俄罗斯的新生私有化银行几乎全部进行投机性投资。随着价格管理与国家监督的逐步放开，大型国有企业得到了逐步适应市场体制的机会。通过刺激需求和生产性投资的借贷便利，中国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控时，政府会直接干预以抑制之，而不是简单地依靠紧缩性货币政策。国家在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上的大型投资项目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对贸易与资本流通的管制使得其经济继续发展，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日益提高。中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使吸引定向直接投资成为可能，同时，能规避流出速度甚至快于流入速度的短期资本，这曾见于1997年其他亚洲国家和1998年的俄罗斯[21]。
中俄两国对比鲜明的转型经验，首先要由国家主导战略与新自由主义战略的截然相反的结果来解释，乌兹别克斯坦的经验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只有乌兹别克斯坦完全拒绝新自由主义路径，而是在某些方面，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采用了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过渡战略。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人口及地理等初始条件不同于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没能避免过渡期间的衰退，但时间短、程度轻。1991至1995年间，乌兹别克斯坦的gdp下降了18·4%，但1996至2001年间增长了26·2%。2001年，该国成为唯一超过1989年gdp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kotz， 2003)。这产生了所谓的“乌兹别克斯坦增长之谜”，即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乌兹别克斯坦，何以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增长中独领风骚?谜底似乎是，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使得该国躲过了顽固坚持新自由主义过渡战略所必定造成的经济劫难。
四、国家主导战略的矛盾
中俄两国在经济转型中截然不同的经历绝非偶然。理所当然，只有在强有力的国家指导下才能有效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基本原因有二：第一，私人牟利行为本身不能使此前存在的体制变成有效运行的市场经济。只有通过采取积极的政策国家，才 能为有效的过渡创造条件。第二，此类过渡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期间，人民生活必须靠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来维持。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保持旧体制并同时逐步建立新的市场体制。
细看一下上述第一个原因。经济转型要求经济体制的所有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改革的起点是特定的经济结构，包括特定的产业结构，特定的企业行为与管理文化，特定的财政体制以及其他与计划体制运行相适应的其他方面。从计划经济开始过渡的国家，某些现存机构必须创造出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奠定基础的机制。简单地取消中央计划以及将生产与金融机构私有化，不会造成有效的市场经济。一个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 如果取消计划体制，将企业私有化及放纵“利润动机”，个人的私利行为不会导致亚当·斯密描绘的理想的社会。相反，当社会的有价值的经济资产可以为私人所拥有时，攫取这些财产的战争便开始了。计划经济下的大多数生产单位只有在该体制下才能正常运转。若取消该体制，那么，先前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以维持民生的大部分企业将主要用于瓜分和拍卖。
政府是社会中唯一能够指导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体制转型的机构。与私人不同，政府能够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后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实现之。为此，国家必须创造条 件把私人牟利的动机引向生产。国家在转型上的适当作用至少应包括以下方面： 1)保证为市场导向的生产活动提供适度的、低成本的金融支持， 2)确保社会总需求的持续增长， 3)投资于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支持新型生产和贸易形式在市场经济中的发展， 4)至少在一定时段内保护国内工业以免外国先进产品的竞争。所有这些作用，都是反新自由主义战略的。
要理解为什么政府应该在过渡时期发挥积极作用，前述第二个原因同样重要。构建正常运转的市场机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中央计划机制被简单地取消，将没有任何 有效的办法在过渡时期为人民生计提供商品和服务。在过渡期，维持民生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旧的中央计划体制与国有企业，直到市场型企业能承担这一角色为止。这就是中国而非俄罗斯式的改革模式[22]。
如果有效的过渡战略是国家主导而非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采用新自由主义路径?甚至在近年来的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盛，中国似乎正在从国家主导战略转向新自由主义。尽管这两种经济转型战略的效果相反，但似乎存在着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不只是来自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还存在于所有转型国家的内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新领导人接受了西方一致推荐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然而，这一战略立刻导致1991年末的经济灾难，俄罗斯的大多数产业遭到了新政策的摧残。且不说长远利益受损的普通公众，遭受摧残的俄罗斯工业的新主人为何不要求变计?毕竟这项政策也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经过14年的转型，俄罗斯为何继续坚持这种使国家倒退加贫困的过渡战略?
回答似乎是，国家主导的过渡战略妨碍了位高权重者尽可能地发财致富。举例说，俄罗斯机器制造业的新主人很快发现，新自由主义战略使他们以各种方式偷窃企业财 产，自由地聚敛大量财富，尽管企业本身在新自由主义战略的关照下艰难度日。他们也能自由地在奢靡中榨干企业并将剩余资金转到国外以求安全。新贵们钟情舶来品于内，送子求学于外。经济恐慌是别人的事。转向国家主导的战略会妨碍新贵们极尽求富之能事以及用其所得为所欲为。在国家主导战略下，经济剩余将投资于公营与私营经济，而不是用于奢靡或外流。向国家主导过渡战略的转变会使百姓大受其益，然而，普通百姓对国策的影响甚微。政自新贵出，国策有益于我，哪怕国势破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敢称自由放任政策不但惠及富豪权贵，而且最利于国家经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为敛财 自由声辩，故在权贵们眼里美若天仙。顽强的史实不敌权贵们的物质私利。
相似的过程也许正在中国发生着，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日盛。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被迫放弃国家主导的过渡战略的某些方面。近年来中国在认真考虑将所有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的许多职工已经下岗[23]。也许权贵们看到了新自由主义战略能提供现行战略所限制的致富良机。甚至，在那些会被新自由主义战略伤害的国企里，老总们也可能从这一转变中看到了于己有利的潜在好处。这可能是促使中国向新自由主义战略转变的一个因素。
该体制中的强势经济行为者的私利，可以解释为何国家主导的转型战略尽管有效，但采用者寡，而一段时间的有效实施，甚至会生产放弃该战略的政治压力。这个原理可能对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也是适用的，如二战后的韩国成功实施的发展战略。1990年以来，在商界领袖以及西方的压力下，韩国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中国的国家主导战略一直是发展与转型并举。若中国抛弃从前的战略而转向新自由主义，很可能会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25年的改革，中国似乎大致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目前只有约1/4的工业产量来自国有企业。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低工资与中低技术 产品的生产国，如果抛弃国家主导战略的关键方面，中国在世界劳动分工中的目前的位次可能被锁定。投资对gdp比率会大大降低，经济增长可能减速或完全停滞。
新自由主义战略危及社会稳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包括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在大城市里找不到稳定工作的迅速膨胀的流动人口，一些企业里危险、有害的工作条件以及严重的环境退化。如果中国转向新自由主义，不知何以应对这些问题。这种转向可能只会加剧上述消极倾向。
五、结论
尽管最近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政策的影响在扩大，历史经验与理性讨论都表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战略是无效的，它的赌咒发誓将落空。国家主导战略是经济过渡或经济发展的唯一良方。不过，尽管该战略非常有效，但它似乎在自挖墙角。权贵们终将推动向新自由主义战略的转变。他们这一企图得到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助。
有什么办法使国家主导战略长久持续?看来，只有在没有权贵的、百姓握有经济政治权力的社会中，可持续的国家主导战略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在以公有制与经济计划为基础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长久实施可持续的国家主导战略。在这一制度 下，推动国策远离大众利益的权贵们无容身之地。
曾几何时，苏联版的社会主义被特权阶层把持。苏维埃权贵们在1980年代末意识到，在他们获取巨大财富与权力的路上，社会主义制度碍手碍脚。他们摧毁了苏维埃制度，在其废墟上建立了资本主义，接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采用了新自由主义过渡战略。
1978年，中国领导层开始利用市场力量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经济增长确实很快。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兴富贵精英出现了。抛弃国家主导战略，于这个群体有利。这可能是向市场经济成功过渡的必然结果，因为市场经济不相信公平分配。在 市场经济中，成功者致富，财富变成权力。若中国意欲避免新自由主义的前景，避免新自由主义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及威胁社会稳定，在决定未来经济体制演进的方向时，也许不得不考虑这些的教训。
(责任编辑：王建民)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iren levina, jackie morse and andong zhu的帮助。)
注释：
[1]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重要税务政策顾问grover norquist宣称,他推动布什政府实施大规模减税计划的最终目标是“把政府规模减小到可以拖进浴室并淹没在浴缸里的程度”(2001年5月25日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记者maria liasson早晨时段的采访)。
[2]经济发展会引起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如工业化和城市化。
[3]关于gdp和总投资下降的数据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3年第86页,1995年第1页;俄统计局2000~2004年的报告,表1—2;经合组织1995年的报告卷1第94页和卷2第102页。最近俄国家统计局修改了其gdp和总投资的数据。据最近修订的数据,俄gdp在前些年的下降幅度有所减少,1991~1998年间下降了40%,1990~1998年间下降了46%(见俄统计局2004年报告,表1—2)。新修订的投资数据表明前些年,尤其是1998年的投资大大下降了,1991~1998年间惊人地下降了89%,1990~1998下降了90%(见俄统计局2004年报告,表1—2)。
[4]这里的名义和实际的卢布贬值是从1997年12月到1998年12月。这种贬值不是暂时的。到1999年底,卢布对美元的实际汇率才缓慢回升到55%,低于1997年12月份的水平(见俄统计局各年度报告)。
[5]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警告相反,卢布大幅贬值的通货膨胀影响一旦过去,伴随着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是通货膨胀率的大大降低。消费价格年度通货膨胀率从1998年的84%下降到1999年的37%和2000年的20%,尽管此期间产出有增长性的复苏。
[6]据俄统计局最近修改的gdp数据, 2003年gdp是1990年的79%。若1998~2003年间的增长率保持不变,可提前两年,即2007年就会达到1990年的水平(见俄统计局2004年报告,表26·1)。
[7]这些数据向非独联体国家出口的的平均价格,见俄统计局2004年报告,表25·16。
[8]2004年6月14日在莫斯科采访安德列·克列帕契(andrei klepach)。
[9]据俄统计局2004年报告,表1·2和12·5的数据计算。
[10]关于俄国的数据来自俄统计局2000年和2004年报告,美国的数据来自各年度总统经济报告。由于制度因素的影响,将俄国和美国这样如此不同的国家的m2对gdp的比率进行比较是极不准确的,但是两个比率的巨大差别的确大体上表明了俄经济非货币化的程度。
[11]世界银行2004年报告,第8~9页。
[12]关于这一过程,详见klebnikov (2000)和freeland (2000)。
[13]见klebnikov (2000),第90~95页。
[14]1994年12月,叶利钦总统的一支卫队毒打了寡头vladimir gusinsky的保安员,导致gusinsky逃往伦敦。
叶利钦对gusinsky的电视台网对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批评报道,对gusinsky与自己的政敌、莫斯科市长yuri luzhkov的金钱关系非常恼火。见freeland (2000),第157~168页。
[15]据估计, 1992年以来,非法的资本外流每年约为200亿美元。国际金融研究所报告, 1999年,第10页。
[16]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从1990年的11·2‰上升到1994年的15·5‰, 1998年略有降低, 2003年又上升到16·5‰。出生率从1990年的13·4‰下降到1995年的9·3‰, 1999年的8·3‰, 2003年回升到10·3‰。1993年以来,死亡率比出生率高出5‰~6‰,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会大幅自然下降(俄国家统计局, 2004年报告,表4·2; kotz with weir, 1997年,第185页)。
[17]这里引用的平均增长率不显示时段的重大差异。与苏联不同,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曾有过gdp下降的时期,即1959-1962年(大跃进)和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期间。
[18]1981~1995年间,公共投资比gdp的增长高出2个百分点(zhu, 2003)。
[19]1998年中期以来,俄罗斯的总资本形成占gdp的15%~20%,大大低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比例。
[20]中国已是世界市场上的原材料进口国和制成品出口国。中国经济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下降趋势很敏感,对其经济增长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21]中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使其能够躲过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
[22]俄在过渡时未能保持其先前的计划体制,使大多数人的食品供给不得不靠原始的自给自足方式。
[23]1996~1997年间,估计约有3600万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zhu,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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