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社会-凯发官网入口

　　【中图分类号】d1； d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 (2006) 01-0068-08

　　近来，在许多俄罗斯人的社会意识中出现了一种为斯大林主义正名，甚至颂扬斯大林主义的倾向。这是对破坏性的后苏联改革的反应所引起的。苏联的成就，如国家工业化、科学文化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全民就业、免费教育和医疗、实际上的免费住房、一个月的休假等)，都被重新归功于斯大林，更不用说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了。

　　实际上，苏联社会的所有成就都是强大的社会主义推动力的结果，这一点也为事实所证明。这一推动力因革命而产生，决定了许多年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方向和内容，是全民族的功绩。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国家工业化、普及教育、免费医疗、科技文化的巨大进步和苏联时代的其他成就就不仅是人们的思想寄托，而且在实际中也得到了实现。这些成就不是由于斯大林主义，而是在克服斯大林主义造成的障碍和损失的情况下实现的。更何况，我们亲眼看到的苏联体制的垮台就是斯大林主义的直接后果。

　　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追求可以有各种看法，可以认为它是乌托邦、社会神话或极权思想。但事实是，这种追求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现实而强大的力量，决定了社会公正原则的胜利，是战胜法西斯德国的决定性条件。由阿·伊·李可夫和尼·伊·布哈林提出的与斯大林主义相对立的社会改革方案，大量其他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方案，农户合作化计划等)，首先保证了社会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而特别重要的是，没有使苏联社会蒙受那数不清的人力和物质损失。

　　彻底控制党和国家机关是斯大林“成功地”消灭反对派，从而确立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性因素。而这方面的活动，对于那些专注于新经济政策问题和俄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党的领导人来说是陌生的。总书记一上任立即着手抓管理机关。早在1922年，俄共(布)中央登记分配局就开始工作， 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阐述了成立新机关的政治纲领。在《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中说：“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还必须挑选工作人员，把善于执行指示的人……安置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因此，登记分配局……具有重大意义”[1](p171)。

　　斯大林的干部登记和分配就意味着，不断地重新审查和更换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由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和在革命事件中涌现出来的人组成的管理机关。这些人仅凭这一点就有很大的独立性。现在开始建立由那些能够把上面的指示“当作自己的东西并且善于贯彻”[1](p171)的被委任者组成的管理机关。早先在党和国家管理机关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实质上开始充斥整个执行机关，而执行机关是总书记“无限权力”的基础。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总书记对管理机关的掌控从上层开始，沿着权力的金字塔一层一层逐步向下发展。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样的最高层管理机关，则最快和最先被斯大林掌控。让我们来看看最能说明问题且常被人提起的一幕。1923年3月，媒体上开始出现官方对列宁病情的通报。在民间自然出现了关于列宁的可能继任者的各种传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于1923年3月24日的特别报告中说，最经常被当作继承人提起的有列·达·托洛茨基，还有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尼·伊·布哈林，甚至还有费·埃·捷尔任斯基[2](p86)，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他，无论如何，他还没有进入革命领袖的圈子。这条让斯大林恼火的消息很快就有了回应。1923年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期特别报告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在卡拉恰耶夫逗留期间受到了反革命影响”[2](p148)， 1927年的这类报告中出现了关于“托洛茨基是我们的领袖”这种富农口号的消息， 1929年的报告中出现了关于在“右派旗帜”(布哈林和李可夫)下建立的“反革命农村”的消息[2](p601、611、618、707)。

　　用现在的话说，这类“诬蔑”为机关再次镇压反对派作了铺垫。1927年6月，斯大林借口苏英关系恶化和出现战争危险，要求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如果容许破坏分子在国家中央机关中的卑鄙活动，后方就不可能巩固。”[2](p25)这说的可是对组织红军战胜白军和武装干涉者起了杰出作用的托洛茨基啊!

　　从1927年底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党开始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意味着转向了斯大林的政策和思想体系。斯大林集团在最终成为政治领导中的大多数后，便迅速抛弃了他们此前一直宣扬的思想和原则，开始破坏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直接采取强制手段即后来所谓的“非常政策”。对这一政策进行抵制的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志同道合者于1929年底被解除政治领导职务，这意味着全部权力都集中到了斯大林手中，转向不再受任何理论和实践束缚的唯意志政策。

　　从1927年秋开始，斯大林惯用的假消息和谎言成了争权的主要论据和整个党和国家政策的“依据”，这不是偶然的。当代文献作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925年12月苏联的统计学是如何被破坏的，它被指责低估农户的粮食生产能力，进而也低估了国家的收购和出口能力以及为工业发展拨款的能力。1925年12月1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谴责了从1918年开始领导中央统计局的著名农业统计学家帕·伊·波波夫的活动。他曾直接同斯大林进行争论，证明粮食生产的低指标有充分的根据，不承认农村有大量存粮。当天，波波夫就被解除了中央统计局[3](p118)领导职务。从此，中央统计局的活动开始公开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党的领导可以得到合乎他们需要的指标。结果，大幅度提高对每年的粮食生产估计(平均10%—20%)和农民的“隐性存粮”估计，这成为粮食收购中使用“非常手段”的根据。

　　明显虚假的统计数据创造的粮食充裕的神话是要上层统治者相信，能够得到足够数量的粮食来为加快工业化解决资金问题。同时，斯大林领导集团试图让党和国家领导上层相信，必须实现这些能力，并不惜手段从农民手中取得足够数量的粮食来解决苏联政府面对的“当前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由直接战争威胁引起的外部危险就时时处处成了有效的理由。1927年这个理由被过分地利用，成了使用“非常措施”和将权力集中到斯大林手中的论据。

　　从农民那里压榨“贡品”成了整个斯大林时期农村政策的中心。布哈林当时揭露了这一政策的社会内容，称之为“对农民进行军事封建剥削”[4](pp744、746、806-807)的政策。

　　当时斯大林的第二个思想“发明”是，认定随着向社会主义迈进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还是那个布哈林，明确指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政策在事实上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显然，我们要在社会主义的大门前或者进行国内战争，或者饿死倒毙。”[5](p264)遗憾的是布哈林的预见被言中了：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实际上造成了对农民的国内战争和夺走几百万人生命的饥荒。

　　国家暴力的增加导致镇压机关的作用和独立性增强。1929年10月3日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司法部(也就是各加盟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党内指示责令“对那些组织针对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发动恐怖袭击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富农采取果断迅速的镇压措施，直至枪决”，“在必须从速解决时可以通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也就是不经过司法程序执行这些措施。根据初步(不完全)统计，截至1929年10月24日，农村中因为粮食收购问题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除司法人民委员部机关外)逮捕的共有17904人，至1929年底达到49068人。1929年一年内农村居民总计被捕95208人(包括因宗教性对抗和集体化等而被逮捕的)[2](p1017、p1038)。这只是在农村进行一系列逮捕的开始。1929年10月3日的指令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表明斯大林领导集团准备今后在农村采取类似的行动。

　　在苏联时期，对剥夺富农财产和将富农驱逐到边远地区的政策的研究是从农户集体化角度进行的，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农村统一改革进程的组成部分，首先是镇压农民反抗的手段。当然，这是剥夺富农财产的一个主要作用。但是，剥夺富农财产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一支强制劳动大军，即一支工业建设工程、木材采伐作业和无人居住区开发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大军。俄罗斯联邦检察长尼·瓦·克雷连柯1930年3月1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根据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1929年5月29日决议，现在已不再执行低于一年的剥夺自由。建议最大限度地发展强制劳动制度。推行一系列措施，使用被判刑三年以上的人在边远地区的专门劳改营中从事必需的义务性工作。”

　　1929年5月28日，苏联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了为加快国家工业化的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就在第二天， 5月29日，斯大林领导集团决定“最大限度地发展强制劳动制度”。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刚刚通过的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形式上还保留着市场经济原则和小农经济体系。1929年5月29日的决定建立了古拉格制度， 1930年开始为被剥夺财产的富农家庭建立专门定居点。农民是这些地方的主要居民。

　　斯大林1929年11月宣布的“大转变”同真正的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工业劳动生产率没有大增长，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集体农庄运动。就当时而言，可以说是“大转变”的只能是，斯大林第一次把自己的观点、评价、方法和整个专横的唯意志政策强加给了党和国家，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斯大林的唯意志论加上对五年计划(1928/29—1932/33年)的任务的改变，导致了巨大的损失和直接的灾难。这个计划在1929年5月通过并成为国家法律时，确实是想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道路上前进一大步。足以说明问题的是，大工业的总产值定为增长1·8倍，而生产生产资料的各行业产值增长2·3倍。铁产量计划从1928年的330万吨(1913年水平的77·8%)增加到1933年的1 000万吨。这一任务(“最佳方案”)被认为十分艰巨，但是认为可以完成。按照布哈林和李可夫坚持的“最初方案”，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铁产量为800万吨。

　　根据“最佳方案”，农村改革成了直接任务，改革的速度是由对技术改造能力和保证集体化(在1933年底之前18%—2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的其他前提的能力的认识决定的。提出五年内要使85%的农户参加各种形式的合作社。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佳方案”事实上是最大限度了，而任何进一步增加任务的尝试都只会导致人民负担过重，导致物质和人力的巨大牺牲，并最终导致计划破产，实际发生的就是这样。全盘集体化进一步提速，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要求产粮区在一年到一年半内完成，而维·米·莫洛托夫甚至要求“在1930年春播运动期间”完成，这就意味着否定了合作化计划的基本原则。广泛使用强制手段，剥夺富农财产(一些地方15%的农户被划为富农)，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1929—1932年有半数牲畜死亡。

　　工业中也有无限加速的现象。1929年4月确定的生铁产量达到1 000万吨的五年计划任务，斯大林领导集团认为太少。1930年1月这个“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被提高到1700万吨!斯大林的冶金工业“大跃进”(像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一样)破坏了工业建设，使全国经济形势变得极端困难，导致了物质和人力的白白浪费。规定的任务无力完成：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全国铁产量不仅没有达到1000万吨，甚至连“渐进主义者”弗·古·格罗曼(他领导制定了五年计划的“最初方案”，因为表现谨慎被打成“破坏分子”)认为完全可以实现的800万吨都没有达到。1932年，全国仅炼出620万吨铁。唯意志的任务在1940年也未能完成，当年国内铁产量是1490万吨。

　　在评价这些计划方法时，根本不能推说国家领导人缺少经验或者“走的是没有探索过的道路”等等。在三年内给原有任务“再”增加700万吨意味着什么?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需要重新开始，需要全部建成并投产了七个(!)设计生产能力为100万吨铁的兹涅茨克或扎波罗热钢铁厂，或者三个设计生产能力为250万吨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联合公司。而在1930年初，库兹涅茨克、扎波罗热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的建设进程非常明确地表明，要使这些工厂投产，需要投入多得多的时间和力量。1932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茨克钢铁厂，只有头一批高炉炼出了第一炉铁，要炼出“大量的铁”还需要几年时间。这些联合工厂只是在1934—1936年才达到设计生产能力[6](pp31-34)。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标志不是“大量的铁”(根本不是成品)，而是“基槽”。当时的普拉托诺夫形象不是艺术虚构，而“只不过”是真实情况的再现。

　　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另一后果是， 1932—1933年乌克兰、北高加索和顿河流域、伏尔加河下游区和中游区、南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的农村地区发生饥荒。

　　这个结果不能说是意想不到的。从1928年起，粮食收购一直是按照“非常”方式进行，每过一年就向大规模的致命饥荒迈进了一步， 1930年春出现饥荒征兆， 1931至1932年冬饥荒悲剧在大片大片的农村地区发生了。但是，任何警告和上报都被斯大林领导集团斥作是危言惑众或是怀有敌意。

　　1927—1929年，斯大林的“自上而下革命”使国家受控于专横的、严格集中的制度，这个制度靠无情的大镇压来保证它的存在。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苏维埃体系中都确立了命令镇压式管理，总书记的权力实际上使整个政治组织体系形同虚设，它们没有任何首创性和独立性，无力采取独立立场，无力对抗来自最高管理层尤其是来自总书记的有害意图。承认总书记为“领袖”，进而承认他是新思想和新意志的唯一源泉，对异己思想作为修正主义予以残酷无情的镇压，变成了统治阶层形成、运作和自我保全的基本规则。政治体制的这一特点在1927—1929年斯大林“自上而下革命”中，在其后的大规模镇压中，在80—90年代之交苏联社会的崩溃中，都起了致命的作用。斯大林的党和国家管理组织到处制造危机形势：“非常政策”从一个“危机”转到另一个危机，从未间断并要求为了“鞭策”群众而镇压“人民的敌人”。

　　斯大林专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恐怖之上，其矛头主要针对居住着大多数居民的农村，以便把这些居民变成如一些哲学家所说的根据领袖的设想来建设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源”。打击也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不接受斯大林领导的那部分人，那些后来被归入“人民敌人”之列的“左倾”和“右倾”分子。斯大林1927年6月26日给维·鲁·明仁斯基的信中已经阐释了镇压计划，其中提到“大规模逮捕”、“公开审判”、“如果能够安排”就“公布”被逮捕者和已被枪决者的“供词”[7](p24)。

　　1927年6月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是从枪决20名君主主义者和逮捕9000农民开始的。但继续执行斯大林制定的计划，遭到了部分“还没有被打成”未来“人民敌人”的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反对。计划在1937—1938年得以实现：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方统计，在“大恐怖”高峰期有1565041人被捕，其中农民787397人； 668305人被枪决，其中农民(他们是根据第00447号命令被逮捕和枪决的) 386798人[8](pp103-104)。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作品中出现了一种倾向：为大规模恐怖和地方上肆意妄为枪决人的惊人数目作解释。地方上的肆意妄为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轻斯大林领导集团的作用和责任。他们了解一切，而且只是在地方拒绝执行在类似1933年饥荒的情况下进行更大镇压的命令时，他们才斥责地方的肆意妄为。一些机关试图根据建立专门定居点的能力来限制被剥夺财产的家庭迁至无人烟的地方，以此防止这些人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因饥饿和没有住处、衣服和鞋子[9](pp117-128)而死去，这些机关的领导人受到了斯大林的镇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作为一个经历了战争和战后年代的当代人，我在读到“左派”和“中派”的报纸上宣扬斯大林和辱骂赫鲁晓夫的文章时感到十分不解，好像这些作者和编辑根本没有听说过战后很快就重新开始的镇压——“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和“明格列尔人案件”，没有听说过与大规模“案件”无关而只是为填充“古拉格”所进行的逮捕。应该认为，这些年轻的、情绪激昂的作者没有机会在半个世纪前见过那些从古拉格释放的人，这可关系到几十万过去的囚犯，而不只是亚·伊·索尔仁尼琴一个人。

　　但是弗·维·卡尔波夫在《大元帅》(莫斯科2003年版)中对斯大林及其全部活动的颂扬是不能用无知来解释的。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但是，任何称号都不能为这位眼睁睁地说谎，不惜伪造文件的作者开脱。这里的问题不是纠正作者的亲斯大林立场。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30年代法庭审判中那些被告的供词，这就像使用那些听到供认的记者的印象一样是不合法的，对他作这种解释没有任何意义。斯大林的那些审判中的供词是如何得到的，人们早就一清二楚了。只有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对通过严刑拷问取得斯大林领导集团所需口供的做法缄口不言。

　　但是，对他在书中提供的关于大镇压的“实际”总结及其专门的诠释材料却不能置之不理。卡尔波夫引用了1919—1930年间和1930—1940年间被镇压者的数字资料，好像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呈报斯大林的。对于研究此类文件的研究者来说，这一文件的“形式”本身已经显示出它是假的。并且，我请教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领导，请求弄清在文件卷宗中有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在1939—1940年向联共(布)中央领导和斯大林本人呈送的这类资料。2003年5月8日我收到了正式答复，说是经查“没有发现‘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向斯大林同志呈报的关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在1919至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资料’”。因此“上述资料的形式”及其内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大元帅》一书中公布的文件是伪造的”。

　　从1936年1月1日至1938年7月1日被逮捕者的民族构成：

民族构成	被逮捕者总数	所占比例
俄罗斯人	657 799	46.3%
乌克兰人	189 410	13.3%
波兰人	105 485	7.4%
德意志人	75 331	5.3%
白俄罗斯人	58 702	4.1%
犹太人	30 542	2.1%
乌兹别克人	21 880	1.5%
拉脱维亚人	21 392	1.4%
鞑靼人	18 681	1.3%
哈萨克人	17 496	1.2%
亚美尼亚人	16 988	1.2%
格鲁吉亚人	16 488	1.2%
伊朗人	14 994	1.1%
阿塞拜疆人	13 3	0.9%
爱沙尼亚人	1102	0.8%
芬兰人	678	0.7%
中国人	8 538	0.6%
布里亚特人	7 845	0.5%
塔吉克人	7 628	0.5%
希腊人	6 565	0.4%
朝鲜人	5 161	0.3%
巴什基尔人	3 996	0.3%
卡累利阿人	3 676	0.2%
吉尔吉斯人	3 204	0.2%
罗马尼亚人	2 989	0.2%
立陶宛人	2 818	0.2%
阿富汗人	2 091	0.1%
日本人	236	0.01%
其他人	75 284	5.3%
总计	1 420 711	100.0%

　　《大元帅》一书引用的资料内容，是证明其虚假性的主要的也是无可辩驳的证据，其中没有一个反映真实情况的数字。“被法庭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判处有罪的人民敌人为1300949人。其中被处决的为892985人其中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前列宁党的领导人：被判刑的有937110人，被枪决的有686271人在所有被判刑的人民敌人中， 90%是犹太族人”[10](pp148-149)。

　　为了评价卡尔波夫造假的目的，我们引用一下他在“研究了大镇压的发生和得以进行的原因后”得出的结论：

　　“斯大林还记得犹太共产党中有几万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违背了他的意愿被吸纳入联共(布)。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各种机会主义者沆瀣一气，势力很大：他们在托洛茨基领导下窃取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检察院、法院、劳改营和党的机关中的高级职务。斯大林记得许多人的名字(名单还保留着)。他始终记得他们干下的卑鄙勾当，把党的决议推向荒谬的地步，败坏真正布尔什维克良好创举的名声。斯大林记得这一切。于是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10](p147)

　　“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特别处关于从1936年10月1日至1938年7月1日(即斯大林恐怖高峰期)被逮捕和被判有罪的人数的报告”[11]，有助于我们评价卡尔波夫的数字和他对镇压的解释。上列表中的民族构成数字就是来自这份官方资料(民族构成的百分比是我算出来的。见上表)。

　　各种职业的人都遭到了镇压，市民占到相当数量，还有许多外国人，尽管农村居民构成了大恐怖牺牲品的一半(仅根据第0047号命令就有699929人)。而此前，斯大林恐怖的主要的和绝对数量(90%以上)的牺牲品是农村居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哈萨克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民族，被镇压者的民族比例差不多和国内居民的民族比例相同。很遗憾，卡尔波夫的资料除了表现出他的反犹太主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那些被处决或死在劳改营中的人都是居民中最能干、最有社会积极性的人。能够独立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和勇于说出真相的人，能够抵制不公正现象和暴力的人死了。1941-1942年巨大的人力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是1937-1938年损失的延续。

　　在加快解决经济现代化问题的幌子下建立的命令镇压管理体系，成了国家社会经济和文化总体发展的障碍。在科技革命和进入信息时代的情况下，在需要找到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新办法，消除本质上保守的意识形态控制时，这种障碍显得尤为突出。正是由于对当时的现实情况的理解，社会才广泛接受和积极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口号。对于大多数苏联居民来说，问题在于用民主关系代替镇压(行政命令)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眼睛中的苏联农村(1918—1939年)：文件和材料》，莫斯科2000年版，第2卷。

　　[3]《苏联农村的悲剧：文件和材料》，莫斯科1999年版，第1卷。

　　[4]《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版。

　　[5][俄]尼·伊·布哈林：《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莫斯科1989年版。

　　[6][苏]《地平线》杂志1988年第5期。

　　[7]《苏联农村的悲剧》，莫斯科1999年版，第2卷。

　　[8][美]m·詹森和n·佩特罗夫：《斯大林的忠诚刽子手人民委员尼古拉·叶若夫(1895—1940)》，斯坦福大学2002年版。

　　[9][俄]《历史问题》杂志2003年第10期。

　　[10][俄]弗·维·卡尔波夫：《大元帅》，莫斯科2003年版。

　　[11]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第3全宗，第5目录，第572卷宗。

　　(原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2004年第2期)

　　(责任编辑：黄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