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论战-凯发官网入口

一、护国主义与护国主义者

　　 护国主义（оборончество）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出现在俄国思想界的一股政治思潮，顾名思义，它特别强调“国家利益”，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作为衡量一切政治观点的标准，全力支持现政府与外部敌人进行斗争；任何国内各阶层的革命要求，都被认为是对国家稳定不利、而应当受到抑制的。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护国主义曾经盛极一时，统治俄国主流舆论达数年之久。护国主义者们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当局的军费预算，积极参加政府建立的国防、食品、运输、燃料等各种为战争服务的机关，出版书籍、小册子，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向大众灌输护国主义思想，宣传战争的意义，支持本国政府为保护本民族利益而进行战争，对敌对国家进行舆论攻击。列宁认为，护国主义不仅存在于俄国，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党，对于战争的所表现出的态度实际都属于护国主义立场。这就对“护国主义”这一概念的主体进行了扩展。这时的护国主义，即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参战国国内流行的一种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下，坚持保护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俄罗斯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这场战争对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了巨大影响，也在俄国思想界，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战争伊始，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所有政治活动家的面前——对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级战争，该持何种立场，赞成、反对、抑或中立？对战争的态度（即是否支持护国主义）直接与他们每个人的根本政治立场息息相关，并决定了随后的日子里各人不同的命运。如果说，战争是这一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主题，那么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争论，就是此时俄国思想界的头等大事，一大批著名人物都卷入其中。按照其观点的不同，他们大致可分成三个阵营：

　　 一、护国主义派，主要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苏利奇、帕?鲍?阿克雪里罗得、亚?尼?波特列索夫、米?伊?李伯尔、帕?尼?米留可夫、亚?伊?古契柯夫、米?弗?罗将柯、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瓦?维?舒利金、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政治理念高度一致的整体，而是来自十月党、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黑帮等多个政见相差甚远的党派，仅仅在“保卫祖国”这一问题上保持一致，其理论依据，也各不相同。米留可夫等君主立宪派的观点，显得比较传统，与历代沙皇发动战争的理由并无太大区别，不过借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惯用语言模式：如维护欧洲的和平与稳定、遏制德国侵略、履行国际义务等；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为护国主义加上了一层社会主义包装，声称坚持护国主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

　　二、护反国主义派，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一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其中最具战斗力的理论家无疑就是列宁。他们的核心观点鲜明而坚定——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因分赃不均而爆发的，战争并不符合工人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是在给资产阶级白白充当炮灰而已，因此，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乘机推翻本国资产阶级政权。

　　三、中立派，指托洛茨基的“区联派”和以齐赫泽为首的孟什维克中间派。这一派的理论很值得玩味，他们对包括俄国在内的国际帝国主义进行谴责，号召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行动，但又反对在战争期间积极地进行群众性反战活动，因为害怕这样做被会外国帝国主义利用，并使党失去群众支持。托洛茨基就认为，以日俄战争为例，战争固然可以加速革命的爆发，但也会打乱革命的正常发展进程，从而削弱革命本身。如果革命是从内部的有机力量发展出来的话，它虽然会来得迟了一些，却会爆发得更猛烈。再者，从结果来看，沙皇专制虽然被削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却增强了，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等等。

　　在形形色色的护国主义分子中，以社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理论表述最完整、论点最系统，可谓集护国主义之大成，再加上普列汉诺夫本人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威望，他的观点一经出炉，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因如此，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护国主义的大论战。

二、《论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与《无产阶级和战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第一轮论战

　　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列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稿，是1914年7月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所写的《〈 革命与战争〉一文的提纲》[1]，虽然《革命与战争》一文后来并未实际完成，但从写作这篇提纲开始，列宁的注意力就由工运问题转向护国主义了。经过二十多天的思索，9月5-6日[2]，侨居瑞士的列宁写下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一文，对战争进行定性：

　　“这场欧洲的和世界的大战，具有十分明显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王朝战争的性质。争夺市场和掠夺其他国家，力图扼制国内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革命运动，力图愚弄、分裂和屠杀各国无产者，驱使一国的雇佣奴隶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另一国的雇佣奴隶——这就是这场战争唯一真实的内容和作用。”[3]

　　因此，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无情地、全力地同大俄罗斯的和沙皇君主派的沙文主义作斗争，同俄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部分民粹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为这种沙文主义进行诡辩的行为作斗争。从俄国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沙皇君主政府和它的军队战败为害最小，因为它们压迫波兰、乌克兰和俄国的许多民族，并且煽起民族仇恨来加强大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的压迫和巩固反动的野蛮的沙皇君主政府。”[4]10月11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发出了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明确表达了本党对战争的态度。

　　战争爆发时，普列汉诺夫正在巴黎暂住，随后他回到瑞士。就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发表宣言的同一天，普列汉诺夫受当地孟什维克组织的邀请，在瑞士洛桑一家市民会馆内做了题为《论社会党人对待战争的态度》的报告，强调法、比等国进行的是“防御性”战争，它们进行战争是为了保卫祖国、自由和文化，反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他主张俄国社民党人应站在协约国一边，反对德帝国主义的扩张。

　　由于有人引用《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没有祖国”的文字来反对支持战争，普列汉诺夫表示，“工人无祖国”应当理解为“工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不应当力求使自己从其他国家孤立开来，不应当使自己的利益同其他国家的民族利益对立起来”，他进一步解释道：“无产阶级所要求的不是消灭民族，而是终止民族对民族的剥削。然而正是因为无产阶级要求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它就应当用全副力量起来反对现时企图把自己的桎梏放在其他民族身上的那个民族。”[5]普列汉诺夫向反对护国主义的人质问道，如果国家是否保持独立对社会党人来说无所谓的话，那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党人都不会有任何兴趣对敌人的侵犯进行自卫，这难道就是正确的吗？他还专门引用了恩格斯的另一句话：“如果我们受到攻击，我们将进行自卫”，法国、比利时是受到攻击的一方，所以两国的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和投票支持军事拨款的行为都是正确的。

　　列宁在10月10日已经得知普列汉诺夫会在次日发表演说，故他专程从伯尔尼赶到洛桑参加这次集会，在普列汉诺夫的演讲结束后，列宁立刻要求上台发言，他说，普列汉诺夫报告的第一部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抨击，这非常好，但接下来的内容却完全变了味：作为一个老资格社民党人，怎么能为号召意大利人进行战争的法国社会党辩护呢？两个参战国集团在战争中都在掠夺，都表现出野蛮和无限残暴，谁也丝毫不比对手逊色，无论哪一方都毫无正义可言。各国统治者用爱国主义的言辞竭力宣扬本国参加战争的意义，只不过为了愚弄无产阶级，转移本国人民的注意力罢了。在发言的最后，列宁表示，社会主义者应当做的是，要么到中立国家去，在那里说真话；要么独立自主地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而不是站在一个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

　　列宁结束发言后，普列汉诺夫又上台做了反驳，现场的争论进行得十分激烈。会后，列宁在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普列汉诺夫已经变成了“亲法的沙文主义者[6]”，自己要来一次与他针锋相对的演说。

　　三天后，列宁在与普列汉诺夫作报告的同一个会场里，也作了关于战争问题的报告《无产阶级和战争》，或许是由于“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已经成为社民党人的普遍共识，所以列宁的讲话的重点跟普列汉诺夫一样，放在了阐述战争性质上。

　　列宁认为，整个19世纪的各次战争都是民族战争，它们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这个任务有时由民主派自己完成，有时依靠统治者自上而下地完成（如德国统一战争）。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的战争，无疑是符合历史前进潮流的。帝国主义战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后，转向衰落的征兆。此时的资本主义只能作为人类的枷锁而存在，已经毫无进步性可言。民族战争的任务，在今日的欧洲早已完成了，现在爆发的大战，其性质毫无疑问属于帝国主义战争。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根本不会懂得战争的实质。资产阶级政府的说辞“大家本来和和平平，突然一个人发动了进攻，另一个人则起来自卫”，完全是在愚弄群众，他们竭力要人民相信，这场战争仍然是过去时代常见的那种民族战争。 列宁还特地指出，民族战争在那些民族独立受到威胁（如塞尔维亚）或民族独立任务没有完成的国家，依旧是正义战争，哪怕是在进攻。他专门以亚洲为例论述到：“在印度和中国，觉悟的无产者也只能走民族的道路，因为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国家。如果中国为此而不得不进行进攻性战争的话，我们也只能加以支持，因为这在客观上将是进步的战争。马克思在1848年所以可以宣传对俄国的进攻性战争，道理也就在这里。”[7]

　　在讲清楚战争的性质之后，列宁又批驳了普列汉诺夫的“防御性战争”论，他说，所谓防御，所谓进攻，都只是表象，而不是实质。资产阶级政府竭力在这些无足轻重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是为了干扰人民的视线。早在大战开始前的数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全世界社民党人，都知道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第二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就是专门为讨论战争问题而召开的。所有人都在等待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到来。既然如此，是谁发动了进攻就完全无关紧要了，而发动进攻者不过是认为这个时机对他比较有利而已。如果换一个时机，那就是另外某个国家抢先进攻了。

　　那么，社民党人又该怎么办呢？列宁的倡议是：“民族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面临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的任务则是变‘民族’战争为国内战争。不打破民族的框框就不能从资本主义转到社会主义，就象当年没有民族思想便不能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一样。”[8]

　　这样，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护国主义问题上交锋的第一个回合，以双方在同一地点各作一次重量级演讲而告终。随后，两人各自抓紧时间，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系统化、完善化，为下一轮理论较量进行准备。

三、《论战争》与《俄国的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第二轮论战

　　普列汉诺夫在洛桑作完宣传护国主义的演说后，前往意大利。在那里，他收到了许多支持者的来信，受此激励，他以洛桑演说的底稿为基础，写成《论战争》一文，该文在形式上是为了回答保加利亚社会党人扎哈里?彼得罗夫关于战争问题的提问而作的公开信，该信于年底在彼得格勒和巴黎出版了单行本。普列汉诺夫在信里着重强调了自己的护国主义立场，并引经据典地解释了自己观点的由来。这封信是整个1914年护国主义理论的集中概括，其中的一些主要论点，在随后的两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补充。《论战争》一文，集中了作者持护国主义立场的三大理由：

　　首先，德国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德国祸首论”）。关于这一点，普列汉诺夫是与旧护国主义者们没有任何区别的，他紧紧抓住德国率先进攻比利时这一事实，来谴责德国的战争罪恶。“德国军队使比利时遍地成为废墟，成为血泊，因为它不同意让德军自由地通行自己的领土，不同意给德军以进攻法国的方便。如果今天的国际忠实于马克思建立的第一国际的遗训……那么，它就应当一致起来反对德国对比利时的态度。”[9]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德国挑起了战争，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有勇气出来反对自己的祖国，只有这样做，才配称为国际主义者。他还认为，德国社民党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德国军队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德国社民党党员，如果党中央反对开战的话，德政府绝不能那么容易地发动战争。因此，他对德国社民党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极为愤怒，抨击他们“伪善”、“正在建立与匈奴人一样的功勋”、“彻底的国际主义被民族主义的改良主义取代了”，为了讨好选民，而变成了“德国容克地主阶级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支柱——而且几乎是最可靠的支柱”。

　　其次，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有权自卫（“防御正义论”）。护国主义者们都在强调，是德国率先对俄宣战，挑起战争的是德国而不是俄国。但普列汉诺夫等人与资产阶级理论家不同，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所以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护国主义的理论依据。当时，有的反战人士宣扬道：在现代国际冲突中不可能发现祸首，也不可能确定谁真正在进攻，谁真正在防御。普列汉诺夫对此回复道，以马克思、恩格斯对普法战争的态度为例，战争应当区分为“进攻性的”和“防御性的”两大类，“以马克思为首的第一国际的领袖们，多么坚定多么彻底地划清了防御战和进攻战之间的界限，他们又是多么正确地分析了普法战争的各种事件。”[10]1871年社会主义者们作出的判断标准，同样在1914年也应当成立。现在德国扮演了当年法国在普法战争初期的角色——主动进攻者，也就是侵略者。

　　最后，如果德国战胜俄国，会危及到俄国和全欧的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前途论”）。这是普列汉诺夫的独特理论发明，也是孟什维克护国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扎哈里?彼得罗夫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俄国官方在战争中的失败，会带来专制制度的松动，如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就带来了1861年的改革，所以他希望俄国失败。普列汉诺夫对此回复说，俄国的失败会对自身国内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就克里木战争的情况来说，这是正确的，然而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事情任何情况下都是这样。因为，“要使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失利成为该国内部发展的良好动力，至少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即必须是军事失利不致使人民解放意向由以蓬勃发生的泉源枯竭起来……而这些社会因素的削弱可能会大得使军事上的失利甚至引起旧制度的巩固。……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到什么地方去找我国解放运动的源泉呢？对这个问题，我在三十多年前早就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回答说：到俄国经济发展中去找，更确切点说，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中去找。”行文至此，普列汉诺夫的思路已经非常明显了。接下来，他以斩钉截铁的口气宣布道：“由此应该像正确的数学推论一样绝对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俄国的这种失败既然会延缓它的经济发展，所以对人民的自由事业将是有害的，而对旧制度则是有利的。凡是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事物，都是我国反动政治势力的支持者。”[11]

　　就这样，普列汉诺夫巧妙地为自己在日俄战争和世界大战中前后不一的立场[12]做了辩护。他的逻辑相当简明：大前提，俄国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小前提，德奥帝国主义侵略俄国，危及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结论，德国严重地危害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普列汉诺夫接着分析道，出于帝国主义本性，战胜的民族必定会把战败的民族作为经济剥削的对象，从而阻碍战败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德帝国主义的物质力量大大超过俄国，所以它对于整个欧洲的威胁远大于后者。而且，一旦德国击败协约国，取得世界霸权，全欧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将会遭到无情镇压。所以，还是支持俄国取胜更为符合社会主义者的长远利益。

　　彼得罗夫还有着这样的疑虑：如果俄国成为战争的胜利者，那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将会被成功转嫁，民众会将胜利归于旧制度，从而巩固沙皇的统治。普列汉诺夫对此的回答令人大为吃惊：“就让它这样吧。即使胜利暂时使反动势力猖獗一下，终归会使它走向消灭，因为俄国获得胜利就可以避免战争失败对俄国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要知道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懂得，经济发展是其他任何事物的根本。”[13]这已经近乎于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了。普列汉诺夫表面上是在套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公式，实际上却隐含了另一层意思：俄国的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发展到令旧政权的腐朽性完全暴露的地步，因此沙皇专制还不会被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更不要说无产阶级直接上台执政了。也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他在二月革命后，坚决地反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又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极为痛心”。

　　另外，普列汉诺夫对俄国失败会引发国内革命表示怀疑，因为“普鲁士的居民任何时候也没有像1807年当拿破仑把普鲁士国王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那样强烈地依附于自己的国王”。他又举拿破仑战争为例——拿破仑战争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战败的各国内部社会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在当前的情况下，德国帝国主义的失败将大大地促进德国本国发生运动。这种局面同时也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的失败。试问，怎么能不认为当前战争的不利于德国的结局是及其理想的呢？”[14]

　　1915年新年伊始，列宁就发表了评论普列汉诺夫《论战争》的文章——《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将普列汉诺夫比作了著名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阿?休特古姆[15]：“普列汉诺夫写了《论战争》这本小册子，从而使自己确定无疑地成了俄国休特古姆派的首领”，继续猛烈批判他的护国主义理论。

　　列宁从普列汉诺夫对待德国和俄国的双重标准说起，认为普列汉诺夫的论断完全是以诡辩代替辩证法，其诡辩之处有三：一、单纯地一味指责德国，以便掩饰法、俄的战争责任；为比利时的命运痛哭哀嚎，对于加里西亚却讳莫如深；单单指责德国资产阶级破坏和平，而闭口不谈协约国的资产阶级进行长期对德战争准备。二、回避第二国际巴塞尔决议，以民族自由主义代替社会民主主义。三、借口俄国经济发展的利益而希望沙皇政府取得胜利，而对俄国的民族矛盾问题、沙皇制度阻碍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俄国远为迅速的问题等，统统只字不提。

　　由于普列汉诺夫引用马、恩在普法战争上的态度为护国主义辩护，列宁同样以马克思关于波兰独立的言论进行批驳：“我们勇敢的普列汉诺夫当时有没有胆量预先宣布，为了俄国的发展，必须夺取加里西亚、萨尔格勒、亚美尼亚、波斯等等呢？现在他有没有胆量这样说呢？德国当时必须从德意志人被分裂的状态（19世纪的前60多年受法国和俄国两国的压迫）走上统一，而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与其说是统一了不如说是压制了其他许多民族。这一点普列汉诺夫考虑过没有呢？他没有考虑，他只是通过歪曲引用恩格斯1870年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沙文主义……从1848年起，马克思就经常谈论波兰反抗沙皇政府的起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任何人都不敢否认这一点。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东欧的民族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反抗沙皇政府的战争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不是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是起码的常识。”[16]

　　几个月后的4月25日，普列汉诺夫做出了系统的回应，即论述战争问题的第二封信，该信与上一封信一起，合并出版了单行本，题目仍然是《论战争》。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与上篇相比没有变化，而长度增加了一倍，对上一封信的观点进行了更详细的阐释。

　　文章开头三分之一的内容依旧是在重申“德国祸首论”，并特地谴责了奥匈帝国同德国一道发动战争的罪行和奥地利社民党的言行不一、助纣为虐，并详细地剖析了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的行为动机。一个显著变化是，普列汉诺夫终于不像1914年那样，声称战争罪行全部在于德国了。他不得不承认，战争的责任“要由欧洲所有的政府来负，因为它们全都实行了帝国主义政策。这是对的。所有先进的[17]资本主义国家都犯了最新一种的帝国主义的过错”。也就是说，俄国既然不是那么“先进”，自然不应该被归入到以上这些犯有帝国主义罪行的国家之中。在他眼里，自己的祖国依然是个例外。

　　接下来，普列汉诺夫又笔锋一转，表示应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区别对待”。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有人以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会同等地采取暴力，那就错误了。不，他们中间在这里是有不小的差别的……英国帝国主义和德国帝国主义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不同。不用说，英国所属的地区比德国‘铁骑’发展‘文化’的地区，要享有更大得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德帝国主义一般也要比英帝国主义要黩武得多。”虽然普列汉诺夫立刻指出，其原因不是在于德国的民族特性，而是因为德国资本主义的起步比英国晚了太多，但这还是不妨碍他得出结论：德国帝国主义比其他帝国主义都好战，也就比其他任何帝国主义更威胁到了欧洲的和平。因此，战争的罪魁祸首只能是德国，而不会是协约国阵营的某个国家。

　　其后，普列汉诺夫再次着重强调了他的第二项论点“防御正义论”，这一次他用李卜克内西作例子：“李卜克内西也说，如果自己的祖国进行正义战争，即如果自己的祖国在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不是破坏别人的权利，他就会手执武器保卫它。他这句话表明了他忠于国际的遗训：即严格地区别一个民族的自卫和这个民族对别的民族的进攻。”“剥削者要压迫，所以要进攻；被剥削者力求使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所以要防御。怎么会区别不出自卫和进攻呢？” [18]

　　普列汉诺夫仍然极力反对俄国社会主义者借战争之机在国内发动革命，普列汉诺夫也赞成“战争有时是革命之母”的说法，但他同时也认为，每当在战争的苦难中产生革命的时候，革命总是人民对他们的政府保卫国家抵抗敌人的能力感到绝望的产物。一国的人民希望反击外国侵略者，这种意愿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假革命家”却希望反其道而行之，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

　　在以普列汉诺夫发表《论战争》（第一封信）为标志而展开的第二轮争论中，双方均抛出了分量很重的理论著作，无论是护国主义还是反护国主义，都尽可能地从经典作家的作品中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条文，形成了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在1915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就将各自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观点尽数列出了，整个1916年双方都没能提出更新的观点，因为在俄国国内不发生政治变局的大背景下，双方的论点也只能暂尽于此了。这时，战争还在持续，沙皇政权仍然控制着整个国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就护国主义问题进行的争论，仍然被隔绝在主流舆论之外，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激烈的大战战局相比，显得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广大群众中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在俄国国内正式登场的时刻，也为时不远了。

四、革命护国主义与革命失败主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最后一轮论战

　　随着1917年二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专制制度走到了它的尽头。沙俄政权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它将全体俄国人拖入的这场战争却在继续进行。如何对待战争？是沙皇垮台后每一个政治家依然必须回答的问题。顿时，俄国政坛再一次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革命护国主义与革命失败主义。

　　“革命”一词由于革命本身的推动，一夜之间就从统治者仇恨和诅咒的对象变成所有人都须遵循的最高行事准则，在这种情况下，从前旨在保卫沙皇政权的护国主义也被新加上了一圈革命的光环，进化到了更高级阶段——革命护国主义。

　　1917年4月13日，于国外流亡长达37年的普列汉诺夫终于回到了彼得格勒，短短一个星期内，他就写了7篇文章，其中较长的3篇全部是关于革命护国主义的。普列汉诺夫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表演说时，承认“俄国的报刊曾经不止一次地把我称作社会爱国派”，他说，在他看来，“社会爱国派”这个论敌送给他的讽刺性绰号，无异于一种荣耀。“社会爱国派”这个词，应当指的是那些具有社会主义理想，同时又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由于有人指责他在战争期间的言论实际上是帮沙皇的忙，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解道，“我向来主张把俄国劳动群众从国内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可是当我十分清楚地看到，霍亨索伦分子急忙加入……加入俄国人民的剥削者的行列……同志们，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说德国话的剥削者应该比俄国话的剥削者受到我们某种宽大。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我们希望俄国摆脱一切剥削，无论剥削来自何处。”紧接着，他就亮出了革命护国主义的中心论点：

　　“同志们，有一个时期人们似乎认为保卫俄国就意味着保卫沙皇。这是错误的，因为沙皇和他的走狗们处处都背叛了俄国。他们破坏了国防。现在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应当记住：假如让德国人战胜我们，那就不仅意味着把德国剥削者的枷锁加在我们身上，而且很可能会使旧制度复辟。所以必须用一切方法进行斗争，既反对国内敌人，又反对国外敌人。”[19]这即是说，只有继续进行战争，才能保住已有的革命成果。

　　普列汉诺夫的演讲结束后，苏维埃领导人齐赫泽、策列铁里等人走上讲台，以握手来表达他们对普列汉诺夫的支持。全场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有人开始高唱《马赛曲》。护国主义此时的受欢迎程度，依然与三年前“神圣一致”[20]时无异。

　　随着普列汉诺夫的回国，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和孟什维克《统一报》之间的论战迅速升级。《真理报》提醒读者们，从战争一开始，普列汉诺夫就号召无产阶级用一切力量支持沙皇政府与德奥开战。普列汉诺夫则根本不承认他支持过沙皇政府，“我从来没有号召俄国无产阶级支持沙皇政府[21]进行对奥国与德国政府的战争。”这难免令人大惑不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护的言辞同样很能代表许多护国主义者：“战争一开始（参看我的小册子《论战争》），我就断言过，战争是各个民族的事情，而不是各个政府的的事情。可惜俄国人民有陷于德国绝大多数劳动居民所支持的德帝国主义者经济控制的危险。因此，俄国人民进行战争也就是保卫自己最切身的利益。至于政府，我已经证明，由于它天然地同情德国半专制制度，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捍卫这种利益。我还补充说过，正是它不可能和不愿意捍卫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使得它走向灭亡。……这儿哪里有什么支持沙皇政府的号召呢？”[22]除了对“沙皇”和“俄国”两个概念做了完全切割外，普列汉诺夫还认为，沙皇政权的覆灭使俄国在战争中一下子站到了道义制高点上，俄国军队已不仅在为俄国民主革命的成果而战，还在为将德国劳动者从霍亨索伦王朝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战。德国人现在的正确做法，是应该像当年对待国民公会时期的法军那样对待俄国军队。如果德国人不这样做，只能说明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

　　列宁归国比普列汉诺夫晚了数日。1917年4月17日，列宁刚刚回到俄国，就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做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著名的《四月提纲》），报告一开始，就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了毫不留情的攻击：“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丝毫让步。”

　　列宁也注意到，当时革命护国主义已经成为大众的普遍心理：“拥护革命护国主义的广大阶层的群众无疑是真心诚意的，他们认为只是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战争，而不是为了侵略去进行战争；他们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

　　他的解决办法则是“必须特别细致地、坚持不懈地、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说明资本与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复证明，要缔结真正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来结束战争，就非推翻资本不可。要在作战部队中广泛宣传这种观点。举行联欢。” [23]

　　这个提纲的关键之处在于，把战争与和平问题同政权问题相捆绑，指出要结束战争，缔结民主的和约，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列宁向临时政府开出了三项条件，表示只有做到这几点，在革命护国主义的大旗下进行战争才是有意义的：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放弃土地一切兼并；断绝同资本的联系。这三项条件表明，列宁根本不满足于单纯同普列汉诺夫等人争论革命护国主义到底正确与否了。列宁是一位理论家，但更是一位政治家，布尔什维克与临时政府就护国主义问题展开论战，根本目的是为了揭露它的战争立场，为自己最终夺取政权铺路。

　　由此，关于护国主义的论战意义比从前大大进了一步。从前布尔什维克号召“停止战争就必须打倒沙皇”仅限于政治口号意义，而现在，护国主义之争从单纯的战和争论变成与政权、资本、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问题紧密相关的重大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上述问题中观点根本对立的争论双方之间的敌意，也就更加明显。

　　4月22日—25日，普列汉诺夫在《统一报》连载文章，题目是《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对列宁的《四月提纲》做了逐条批驳。普列汉诺夫写道，按列宁的说法，当前的战争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请看，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是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然则从德国方面来说又是怎样的呢？对这一点列宁只字未提。但是如果两个人发生冲突，那么我们可以非常自然地假定，另一人有被掠夺的危险。结果成了德国有被俄国掠夺的危险……谁不知道不是俄国对德宣战，而是德国对俄国宣战呢？”他对列宁要说服群众的打算表示出了极大的不屑：“列宁硬说，革命护国派的广大阶层确实是真心诚意地不愿意任何侵略，因此必须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他们的错误。从他的这句话里首先可以得出结论：俄国的居民群众希望保卫自己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拥护我们的观点，而不是拥护列宁的观点。对于再一次确认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可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并问问自己：应该向打算保卫自己国家的群众说明什么错误呢？” [24]

　　普列汉诺夫根本否认俄国的帝国主义性质，自然，也就谈不上参加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掠夺性战争。帝国主义是那些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高阶段的国家，俄国根本没有资格名列其中。“俄国的劳动居民不仅吃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苦头。”因此俄国的资本绝不可能是危害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代表，也就不可能是这次国际冲突的主要祸首。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论调可谓是釜底抽薪，要从根本上驳倒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双方在俄国的社会性质判断上的分歧，至此到达了南辕北辙的极点。

　　关于列宁 “前线联欢”观点，普列汉诺夫则大肆进行嘲笑道：“这充其量是在一个既没有日期，又没有月份，而只有鬼才知道什么日子的幻想世界里写成的”，所谓联欢在操作上既不可行，又缺乏道义上的合理性，“正因为这一次战争迄今为止‘从俄国方面’来说仍然是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所以，我们所有不赞成掠夺的俄国人（当然，也还有我们在前线的战士们）都应该和德国人联欢。他们说，善良的条顿人啊，请你们原谅我们，因为我们的掠夺意图使你们向我们宣战，使你们占领了我国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使你们傲慢而残暴地对待我们的被俘的人，使你们抢劫比利时并把这个一度繁荣的国家变成一片血海，使你们经常破坏法国许多省份的经济，以及其他等等。我们的罪过啊！……我们的大罪过！只要德国人听到这种动人的忏海的哭声，他们就会深受感动，流下欢乐的眼泪，投入我们的怀抱，那时候就会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说的：出现‘普遍的爱的接吻’……”不能不承认，普列汉诺夫在这一点上还是看得很准确的，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军队中革命情绪的估计，明显偏于乐观了，前线联欢到了战争的最后也未能实现。

　　此时，列宁的精力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向夺取政权方面，因而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越来越少，而转向大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于5月27日在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海军武备学校礼堂作的演讲《战争与革命》，可以视为对以往的关于护国主义争论的一个总结。

　　列宁说，在战争问题上，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人们常常注意不够，还因此引起很多徒劳无益的争论——这就是忘记这场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爆发的原因是什么，是由哪些阶级进行的，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如果认为战争可以同有关政府、有关阶级的政治分开，“我们会被骗子米留可夫牵着鼻子走。这个骗子现在正用各地都毫无例外地惯用的那种手法来鼓吹沙文主义和煽起民族仇恨……”怪罪这个或那个国家的专制君主和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资本家都是同等荒唐的，引发战争的真正罪过在于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要摆脱这种情况，只有推翻资本家的统治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次收费演讲的听众有20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士兵和军官。他们之中不少人倾向于革命护国主义，为此，列宁专门用报告的后半部分篇幅来谈革命护国主义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说我们完成了革命，我们是革命人民，我们是革命民主派，用这些话作为借口来掩饰战争，这就叫作‘革命护国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完成了什么样的革命呢？我们推翻了尼古拉。与推翻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革命相比，这个革命并不十分困难。革命以后是谁掌握了政权呢？是地主和资本家，也就是在欧洲早已掌握了政权的那些阶级。……条约依然存在，银行依然存在，租让企业依然存在。尽管在俄国政府中坐着他们那个阶级的优秀人物，但是世界大战的性质并未因此而有丝毫改变。新的‘革命护国主义’只不过是用伟大的革命概念来掩饰为了卑鄙可恶的条约而进行的肮脏的血腥战争罢了。”[25]演讲接近结束的时候，列宁用一句话来概括革命护国主义的实质：“全世界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认为自己是在保卫祖国。他们错了，他们是在保卫一小撮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另一小撮资本家。”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终于发动了，起义者攻下冬宫，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此覆灭。8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了由列宁亲自起草的《和平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进行和平谈判。

　　同日，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了清理舆论界的行动，首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均遭查封，而与布尔什维克同属社会主义者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报刊并未立即遭到触动，仍拥有出版和发行的自由。普列汉诺夫在11月10日的《统一报》上撰文，坦率地表示，他对于临时政府的垮台感到痛心，因为俄国举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远远不成熟。在谈及战争问题时，普列汉诺夫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灰意冷：“……我们颁布了和平法令。可是，要使德国皇帝服从我们的法令，我们就必须比他更强大。既然力量是在他那边，那么，我们‘颁布’和平‘法令’，就无异于颁布让他胜利的法令，即颁布德帝国主义战胜我们、战胜俄国劳动居民的法令。我们能不能高兴地欢迎这样的胜利呢？你们自己去判断吧。”[26]至此，分别以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两大阵营所爆发的护国主义之争，终于宣告终结。三年多的俄国参战历程，始终与思想家们关于护国主义问题的争论为伴，当争论结束的时候，这场战争对世界历史造成的巨大影响，便首先在俄国爆发开来。

五、结语

　　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这场争论，首先看到的无疑是对立双方在俄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的分量：一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一位是当时俄国社民党内最有能力的活动家。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可谓由来已久，自1903年在《火星报》编辑部决裂，两人渐行渐远，最后发展到政见上水火不容。普列汉诺夫于十月革命不久后即逝世，护国主义之争，也成为这两位理论巨人的最后一次论战。

　　表面上，这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的理论交锋，实际上则是11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两派在俄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依靠力量等方面的巨大认识差异的总爆发。在这场持续数年的理论较量中，双方谁也没能说服谁，也都根本没有指望过能说服对手，因为形而上的理论想要分出优劣是相当困难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之所以花费巨大精力来撰写论战文章，无外乎是将论战作为一种宣传自己观点的形式，希望能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在这一方面，普列汉诺夫的护国主义理论开始时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在近三年的时间内，列宁的理论在广大群众中几乎找不到几个听众。然而，俄军在战争中不断失利、俄国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列宁的观点终于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结束战争、反对护国主义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看似不可动摇的护国主义大厦，变得摇摇欲坠。

　　这像极了中国清末民初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局势尚未明朗之时，有不少人还可以持观望态度，但战局的急转直下使得在护国主义和反护国主义两大派之间的观望者们已经不能继续再走中间路线了，革命护国主义与革命失败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壁垒分明，当时俄国的每一个政治活动参与者，上至临时政府的部长、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下至普通的工人和士兵，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

　　接下来能分出胜负的地方，已不在报纸专栏和讲坛，而是在街头的战场了。列宁与普列汉诺夫都拥有“批判的武器”，互有攻防，似乎不分胜负。然而在“武器的批判”的对决中，普列汉诺夫所支持的临时政府却输得一败涂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这一点来看，形而上的理论还是可以分出高下的，只不过这一结果，要靠理论之外的手段来达到。

　　如果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放在世界大背景下考察，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世界上，俄国是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半工业国家，在帝国主义各国中属于落后国家，而与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相比，又处于先进地位；它既受欧美大资本的剥削，又同时在压榨别的弱小国家。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只有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才能发生——如果俄国再强一些，与英法德美平起平坐，那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受别国压迫的理论就完全不能成立；如果俄国再弱一些，与塞尔维亚等国为伍，那列宁主张本国失败的观点也无从谈起。今天的世界与一百年前相比，依旧保持了金字塔型，少数发达国家高高在上，第三世界被压在塔底，而这座金字塔的腰部，是近年来的一系列新兴国家（如印度），它们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正如当年的俄国。虽然在这个时代，爆发一战那样世界级的战争的可能性已然不大，但地区冲突、中小规模战争却从未绝迹，那么，当这些新兴国家遭遇战争，其国内的知识分子又会怎样看待战争呢？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论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范例。阶级、民族、国家，在今天依旧是不过时的话题，一百年前的那场论战，仍将继续引发后人的无尽思考。

　　注释：

　　[1]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446-447页。

　　[2]本文中的具体日期均为公历。

　　[3]《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2页。

　　[4]《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6页。

　　[5]《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页。

　　[6]在战争初期的列宁著作里，“护国主义”（оборончество）一词尚不多见，而是多用“民族主义”、“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历史唯心主义”等词。这些词与“护国主义”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却都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出了列宁眼中的护国主义的某一理论特征。

　　[7]《关于无产阶级和战争的报告》，《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35页。

　　[8]《голос》，1914年10月25日、27日，转引自《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

　　[9]《论战争》，第10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62年。

　　[10]《论战争》，第12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62年。

　　[11]《论战争》，第16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62年。

　　[12]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正是普列汉诺夫本人严厉地批判了孟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支持沙皇政权的立场，与日本社会党领导人片山潜会面时，他表示，只有沙皇在战争中失败，才会给俄国革命带来机会。“这次罪恶战争的责任不应由俄国人民来承担，而应由它最凶恶的敌人——沙皇政府承担。即使俄国赢得了
这次战争，那么真正被打败的不是日本，而是俄国人民……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将替我们砍掉专制政府的一只脚。专制政府面对自己应得下场的时日即将到来。而当俄国失败的消息陆续传来的时候，沙皇政府在任何地方也得不到同情，它在道义上处于完全孤立状态。”

　　[13]《论战争》，第19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62年。

　　[14]《论战争》，第27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62年。

　　[15]阿?休特古姆，德国社民党领导人之一，一战时直接为德国当局效力，大肆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的合理性。

　　[16]《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6卷，第124-125页。

　　[17]原文中“先进的”三字打了着重号。

　　[18]《论战争》，第36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译，三联书店，1962年。

　　[19]《在祖国的一年》，第5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杨永译，三联书店，1980年。

　　[20]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杜马在表决战争预算时，除了拒绝参加投票的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以外，所有的政党的杜马代表都投了赞成票。俄国杜马以空前绝后的全票通过形式，批准了参加世界大战的军事预算。这种各个党派齐心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当时即被称为“神圣一致”。

　　[21]原文中“沙皇政府”四字打了着重号。

　　[22]《在祖国的一年》，第7页，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王荫庭、杨永译，三联书店，1980年。

　　[23]《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9卷，113-114页。

　　[24]《在祖国的一年》，格?瓦?普列汉诺夫著，第19-20页，王荫庭、杨永译，三联书店，1980年。

　　[25]《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0卷，第91-92页。

　　[26]《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1917年10月28日，《统一报》第173号。引自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6页，王荫庭、杨永译，三联书店，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