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与俄罗斯在各方面合作取得丰富成果的同时，客观上也存在一些 问题，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中俄合作的特点是依靠政府推动实施，政策性特征明显。同时， 俄罗斯对中国仍然存在防范心理，两国战略互信有待提到更高水平。中国学界对于两国合作中的风险防控关注并不多，导致一些利益冲突被忽视，对等原则无法贯彻，引起一 些较为被动的情况。未来，中国需要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高度重视合作中的安全问题。
【关 键 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俄关系;中俄经济合作;五通
【作者简介】 韩克敌，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编号：14cgj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5m570313）阶段性成果。
引言
当前，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正处于蓬勃发展的“进行时”，俄罗斯也在积极扩大“欧亚经济联盟”的规模和合作深度。2015 年5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元首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对接，极大地拓展了中俄合作空间，丰富了两国合作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意义并非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实际上涉及外交、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领域。在最初提出的“五通”中，“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代表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内容。在此后中国国务院授权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五通”出现了“微调”，改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显然，“道路”改为“设施”所包含的范围更大，“货币”改为“资金”也有着同样的意义。从深层次看，“设施”不仅包括交通道路，更为重要的是还包括管道、口岸、物流、港口等，在当前情况下，打通“瓶颈约束”，实质上要比道路建设本身更加重要。而将“货币”改为“资金”，意味着中国与沿途国家投资合作将更快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将会起关键作用。改变“货币流通”的提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沿途国家，特别是中亚国家摒弃对“人民币过度区域化，进而挤压本国货币”的担忧，而“资金流通”则不会产生这种误读和歧义。
对照“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内容的“新五通”， 中国与沿途国家的合作已经全面展开，但在具体细节方面，尤其是观念认同方面，仍然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与俄罗斯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的合作需要耐心、谨慎、细致地开展。应当看到，中俄合作的现实情况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的基本要求， 在一些具体方面仍有差距，需要给予高度重视。这恰是本文从“新五通”视角，对中俄合作一些领域存在问题做出审慎评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中俄“政策沟通”需要关注“必要性”
中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中，将“政策沟通”列为第一项内容，说明国家在规划推行方面处于主导地位，是规划实施的主要推动力。如果从中国与俄罗斯的现有合作看，“政策沟通”的含义则更加明显。由于一些客观条件制约了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壮大，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中， 政府推动两国经济开展务实合作显得尤为必要。
政府主导经济合作的优势在于，可以站在更高的战略层面上，进行有利于两国“双赢”的顶层设计。但是，中俄合作的个别领域中存在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而且政府主导涵盖两国在工业、农业、金融、能源、教育、高科技、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经济特区建设、旅游、会展、青少年交流、军事技术、媒体等合作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政府很难做到事无巨细、无所不包。单纯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忽视了企业和民众的自发参与，容易导致一些具体合作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
另外，在个别项目上双方合作存在不对等情况， 由于得不到俄罗斯的积极配合，有些协议落实得并不理想，甚至被“束之高阁、搁置一旁、无人问津”。这种问题不仅在国家层面存在，地方政府间合作也有诸如此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 年）》规划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半， 现在才刚刚开始“商定地方合作重点项目清单”， 合作速度可谓步履蹒跚。邓小平在总结中苏合作经验与教训时就曾经强调，“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显然，如果在合作项目上长期存在中方积极、俄方消极的情况，对于中俄合作长期发展必然非常不利，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预期”，导致此后中国提出的规划和文件失去应有效力。
不仅存在落实不充分问题，有些时候“政府间合作也有可能被利用”，产生一些“投机取巧”的不端行为。例如，当有些商业谈判不能实现预期目的时，俄罗斯企业往往通过政府转而以国家行为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产生的效果自然对中国不会有利。反过来，对于中国提出的项目或要求，俄罗斯联邦政府、国家各部门、地方政府之间却经常互相推诿， 导致项目无法落到实处。
当前，中国与俄罗斯均强调两国要务实合作， 显然需要将“务实”摆在更加重要的地位来对待。如果有可能，应当确立“务实第一，合作第二”的严谨理念，确保政府间合作的稳步前进。而实现“政策沟通”的关键意义，恰在于此。唯有更加深入了解对方政府的行为，才能将国家规划充分有效地落实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将中俄合作寄托于“政策沟通”之上。从长期建设角度看，中国应当建立一个规范的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审查机制，将对外政治性项目和经济项目、商业项目分开。即政治性项目、援助应由政府层面进行决策。而经济项目、商业项目，应完全由相关企业自行决定如何开展。在中俄合作中，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就应追求经济利益第一，既不需要企业来履行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也不需要政府为企业界定过于细致的经营理念。简单说，就是在中俄合作中，要遵循从“政府主导”持续向“市场主导”转变。这样，“政策沟通”才会发挥出更加强大的作用，推动两国合作向着纵深层面发展。
二、中俄“设施联通”应注重“调结构”
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中的“设施联通”，具有很广的外延，若从中俄合作视角看，所谓“设施联通”，应当主要体现在跨境水运、交通道路、口岸通关三个方面。
多年来，中国对于打通中俄边境接壤地区的桥梁态度相当积极，但俄方却存在官僚作风和敷衍态度。2014 年中俄总理第十九次会晤公报中提到要“推动同江—下列宁斯阔耶跨境铁路桥如期建成， 抓紧协商《1995 年6 月26 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共同建设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黑龙江（阿穆尔河）大桥的协定〉的补充协定》”。透过这份历经二十年的协议，中俄在跨境桥梁建设态度上的反差可见一斑。在2015 年5 月8 日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中，再次提出“加快同江—下列宁斯阔耶口岸铁路桥、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口岸公路桥等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5 年8 月，同江—下列宁斯阔耶跨境铁路桥中方已完成总工程的60%，而俄方部分还尚未开始建设。中国不仅在协议和态度方面表现积极，行动同样高效率。
另外一个长期未能落实的合作规划是图们江国际通航问题，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吉林省地方政府，都迫切希望尽早实现图们江通航。2009 年11 月17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 “长吉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2015 年5 月8 日的《中俄联合声明》指出，“在使用俄远东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中俄陆海联运方面加强合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中国的期待，不仅朝鲜迟迟不作为，俄罗斯也采取同样敷衍的办法。事实上， 在中朝、中俄之间都曾经有过共同开发图们江的协议，但由于俄罗斯和朝鲜对于中国防范心理过于严重，导致协议长期无法落实。
从跨境水运方面不难看出，俄罗斯在对待边界问题上，与中国存在天然的思维隔阂。中国更加倾向于开发和利用边界接壤的便利，大力发展两国边境地区合作，实现兴边富民，稳定边疆。而俄罗斯则存在心理防范过度问题，这种态度直接导致在两国合作中产生态度和实践的巨大反差。
在交通道路方面，对于拓展欧亚大陆交通、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合作，中俄双方基本取得共识。近年来连续开通的“义新欧”、“渝新欧”、“哈欧货运班列（哈尔滨—汉堡）”、“西伯利亚大陆桥”、“第二欧亚大陆桥”（莫斯科— 阿斯塔纳—乌鲁木齐），对于两国贸易发展起着重要推动作用。陆地运输具有方便快捷优势，但必须看到，这些陆地交通工具，相较于占据国际贸易传统优势的海洋运输，仍然存在运费高、关卡多、规模小等问题。若寄希望于以此替代海洋运输，似乎并不可能。因此，有观点认为“中国货物运往欧洲的最佳路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2]，显然属于对“道路联通”存有幻想的期待。此外，中俄第十九次总理会晤公报提出要“继续研究构建‘中国（北京）—俄罗斯（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确保在优先实施‘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上开展全面合作”。2015 年5 月，中俄联合体中标莫斯科— 喀山高铁项目的勘察设计部分。但是，俄罗斯希望中国向其第一个高铁项目——莫斯科—喀山段高铁投入巨资，包括融资、设计、建设、设备提供和维护。我们需要对这种合作模式进行更加谨慎的评估和论证，毕竟，莫斯科到北京长达7 000 千米的中俄高铁线路，资金如何筹集，建成后有没有客流量， 能不能赢利，都是问题。两国“设施联通”应当基本遵循“共赢”模式，而不是“援助”模式。
在口岸通关方面，中国各省（自治区）、市依托于国家优惠政策，建立了很多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各种类型的商贸博览会也层出不穷，近年来科技型合作园区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陕西西咸新区中俄丝绸之路高科技产业园、哈尔滨中俄自贸区保税区、牡丹江中俄科技信息产业园、长春中俄科技园、珲春俄罗斯工业园、绥芬河中俄高新产业园、辽宁中俄科技园、大连中俄高新技术转化基地、重庆两江新区中俄合作示范工业园等。与之存在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口岸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忽视了，这个责任主要在于俄方。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建设而言，打通口岸基础设施“瓶颈”实际上更为紧迫和必要。这种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也充分说明，在“设施联通”方面需要在国家层面予以统筹协调，实现国内国外利益兼顾，尤其要加强重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并围绕重点口岸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区，将贸易、产业、物流等要素聚集起来，发挥更大效力。
显然，通过上述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发现，中俄之间在“设施联通”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但需要高度重视“结构性矛盾”，在充分调动政府、企业等参与主体积极性的情况下，应当更加注重资源配置与合作模式，以切实打造好“设施联通”这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环节。
三、中俄“贸易畅通”应更加注重“规范性”
中国对中俄贸易存有很高的期待，多年来两国“政治合作热、经贸关系冷”的情况亟待转变，为此两国领导人提出双边贸易2015 年计划达到1 000 亿美元，2020 年实现2 000 亿美元。
从中俄经贸合作的历史看，不仅规模需要扩大、绩效需要提高，更应当注重确立经贸合作的“规范性原则”。否则，如果单纯从经济指标出发，依据贸易任务制订国际合作计划，很容易产生“为了合作而损失效益”问题。这方面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例如前些年俄罗斯单方面关闭了中国人在莫斯科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市场”，令中国外贸商人损失巨大。2014 年5 月中俄签署了高达4 000 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这是俄罗斯在美欧联合制裁压力下，将战略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具体措施，合同的签订对于双方都有利。然而，由于这份巨单没有公布具体价格和计算公式，引发外界很多猜测。莫斯科战略评估和预测中心主任格林亚耶夫（sergei grinyayev） 表示，“这个交易显示中国人是强硬的谈判者，这个交易之前谈了很多年，直到这个困难的政治局势后才签署”[3]。显然，这是认为中国借着美欧制裁俄罗斯的契机在获取廉价能源供应，这种看法明显是本末倒置。
应当说，中俄有许多共同利益，也有不同利益， 双方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如英美这样的特殊伙伴关系，仍然有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这非常正常。例如，国际油价下跌，会严重打击俄罗斯经济，而中国经济却可从油价下跌中获益。在强调共同利益的时候，不能回避问题。有些问题，不仅涉及中俄之间的关系，也涉及中国整体对外交往和经济合作，带有全局性质。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维护根本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
通过分析总结这些经贸合作例子，我们看到， 之所以产生诸多误解和偏见，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中俄经贸合作缺乏规范性。
中国近十年来始终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 在俄罗斯也有很多中国企业和员工，发挥着联结两国经济的纽带作用，为中国对外投资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种族、经济等因素，俄罗斯向来严格限制中国劳动力入境， 虽然中国给予俄罗斯人几乎是免签的待遇，几乎没有拒签或拖延签证的情况，造成实际上的不平等。中国边境部分地区为了与俄罗斯地方政府搞好关系，单方面给予俄罗斯海关和口岸建设援助。例如， 嘉荫县在自身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还给予俄方帕什科沃口岸126 万元人民币的援助，希望对方开放对等的口岸[4]。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在俄罗斯一些地区，还是有针对中国人的不公平待遇。
在中俄合作愈发顺利的大环境中，在贸易、能源、企业、劳动等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若要全面实现“贸易畅通”，维护在俄罗斯企业、员工、华人的利益，必然需要对这些问题予以更多关注。而遵循“规范性原则”无疑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这种“规范性原则”也并非单方面针对俄罗斯， 中国也应将遵守规范作为对外贸易的总体要求。决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 ：苏联解体前后，一些边贸商人不顾商品质量优劣，大量销售到俄罗斯市场， 损害了中国产品的信誉，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海外形象，恶化了与当地人的关系。这些消极影响至今仍未能彻底消除。因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规划实施中，中俄两国“贸易畅通”应尽早实现规范化、制度化，有了这样的基本原则，两国合作必将迈上更高水平的台阶。
四、中俄“资金流通”需要更加关注“效益与风险”
近年，中国和俄罗斯都提出了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以降低外贸中存在的汇率风险[5]。从最初“货币流通”到“资金流通”，是近年来中俄合作的诸多亮点之一，人民币与卢布的互换协议， 设立卢布使用试点区域等，几乎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同时进行，但是其中一些措施，存在潜在风险，需要审慎评估。
2013 年12 月，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正式被国务院批复为中国首个卢布使用试点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允许一种外币在中国某个特定领域行使与主权货币同等功能。卢布可在绥芬河自由存取， 俄罗斯游客可用卢布直接消费、交易。而俄方没有采取类似的措施，人民币在俄罗斯不能流通。有观点认为，在中国设立卢布试点地区，有利于规范卢布交易市场，有助于建立人民币和卢布之间的汇率形成机制，为对等推进人民币在俄罗斯相关城市流通使用奠定坚实基础，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从货币稳定性和影响力来看，当前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要远高于卢布。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的报告显示， 截至2014 年11 月，人民币已经取代加元和澳元， 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紧随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6]。反观卢布，由于经历了1998 年、2008 年和2014 年三次“卢布危机”，汇率极度不稳定。在这样情况下，如果再发生卢布大幅度贬值，会导致持有卢布的中国企业和居民遭受损失。因此，两国货币互换仍然主要由货币当局操作，而来自于市场的热情并不高涨。
2014 年10 月13 日，中俄本币互换协议签署。中国央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按5.43 这个固定汇率签署了规模为1 500 亿元人民币/8 150 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这距离中俄本币互换的最初讨论，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此时付诸实施实属姗姗来迟。实际上，2008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28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其中既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还包括欧洲央行这样的发达经济体。
在更广外延的“资金流通”层面，当属中国作为外国直接投资者，与俄罗斯开展的经济合作。近年来，中俄之间开展很多大型投资项目，例如电力、铁路、公路、水利工程、输油气管道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工程往往资金需求大，工期长，需要工人多。乌克兰危机后，有人提出中方应主动积极追求在中俄更广领域的经济合作，加大在俄投资力度，拓宽投资领域，上一些大项目，甚至推动中国企业赴敏感地区如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投资。俄罗斯希望中国企业参与克里米亚和乌东部的建设工作，包括克里米亚深水港和刻赤海峡大桥。俄方的设想是，中国企业的参与将不仅提供俄罗斯所缺少的技术和资金，更为重要的是，对其经济和政治立场的支持。
在民用航空领域，当前的现实是，俄罗斯民用飞机发展需要中国的资金和市场，而俄罗斯的民航技术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有限。2015 年2 月，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集团总裁表示，中俄两国将联合投资130 亿美元研制宽体商用客机，中方参与的实体是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俄罗斯的目标是在联合飞机制造集团的基础上，建立可与波音和空客公司展开竞争的世界第三大航空制造中心。2015 年4 月28 日，俄副总理罗戈津表示，俄中两国联合生产的远程宽体飞机有可能建立在俄ms-21 客机的基础上[7]。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中国商飞有没有能力同时研制生产三种型号的飞机呢（中国自研的支线客机arj21-700、国产单通道干线飞机c919、中俄计划合作的双通道宽体客机）？如果中俄进行大飞机合作，这种合作谁占主导，风险如何分担， 都需要考虑清楚。中国需要仔细衡量，独立发展大飞机和与俄罗斯联合发展，哪条道路更为可行。
目前，俄罗斯一些大公司和银行，都处于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名单中。例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gazprombank）、俄罗斯外贸银行（vtb）、俄罗斯外经银行（veb）、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 和诺瓦泰克公司（novatek）[8]。未来，不排除俄某些公司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甚至，如果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不排除西方国家将对俄制裁扩展到那些和俄罗斯有紧密联系的第三国金融机构。对于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跨国投资项目，当前最为重要的决策依据，应当回归到本质上来，即考量投资环境和利润回报。中俄合作，尤其是一些大项目合作，由于建设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利润回报遥遥无期，中方要特别注意防范风险，谨慎进入，分段实施，合理避险。不仅要考虑财政风险， 也要考虑政治风险。例如，一国的政治制度是否完善，政策有无连续性，会不会发生政府更迭、政治动荡的情况；投资地区是否有战争和冲突，是否是争议地区；该国的总体财政状况，商业凯发官网入口的合作伙伴是否面临国际纠纷或国际制裁。
五、中俄“民心相通”应当强调“建设性”
近年来，中俄关系发展良好，两国高层互访、人员交流日益密切，中国与俄罗斯分别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大型活动，更是将文化交流落到实处。然而，在俄罗斯国内仍然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存在，在俄罗斯仍然有人持“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精英和普通民众中，很多人对小老弟中国对老大哥俄罗斯的超越，心理上难以适应。俄罗斯上层对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和中亚的意图疑虑重重，这种疑虑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当然在中国也存在对俄的担忧和疑虑，但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于俄罗斯持正面而积极的态度，对俄罗斯的认同感不断提高，如中俄友好、中俄战略伙伴、中俄在国际事务上的配合、俄罗斯资源的丰富、俄罗斯领导人的英明、俄罗斯人民的友好、俄罗斯独特的文化等。
俄国内一些人不断提醒俄罗斯沦为中国的“小伙伴”，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和“原材料殖民地”，暗示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最大受益者[9]。从俄罗斯战略利益看，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普京开始引导俄罗斯实行“向东看”，这其中既有开发远东的主动追求，也有乌克兰危机导致的西方经济制裁的叠加因素。后者是一种临时性的被动的选择，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认识。一旦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缓和，对中国的需求将迎来一波退潮。俄会对危机期间的双边协议进行重新审视，也许有的协议可能会打折扣，也许有的不会履行。俄罗斯自我定位为一个欧洲国家，总的来看其对西方的看重远远大于对东方的。促进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确实是俄罗斯的国策，但是，这个战略并不必然会带来中俄边界地区合作的提高，并不必然会带来俄罗斯人对中国资本和中国人的热烈欢迎。俄罗斯一直希望利用亚太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韩国、朝鲜以及东盟国家， 来对冲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力。在俄罗斯眼中远东的对外合作是全方位的，并不局限于中国， 因此说中国受益于乌克兰危机，毫无根据可言。而原料供应国也并不必然等于不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曾表示，俄不允许出现单一民族聚居区，不允许出现唐人街。2013 年，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接受《莫斯科新闻报》采访时表示，“我不赞同这些人（中亚人）就直接这样留在这里。如果谁能够留下来，那么首先是懂得俄语、和我们有相同文化传统的人，也就是我们形象地称之为‘同胞’的人。那些俄语说得不好、完全是另外一种文化传统的人，最好待在自己国家”。“我认为莫斯科始终是俄罗斯的城市，也应该这样下去， 而不是中国的、塔吉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斯坦的。”[10]实际上，中国真正迁居俄罗斯的移民少之又少，比起中国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东南亚的移民要少得多[11]。显然，俄罗斯对中国人口扩张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
民众相互认识，应包括对彼此社会存在的问题。中国人对俄罗斯存在的官僚主义严重、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健全、税务负担沉重、法治缺失、政策多变、利益集团活动猖獗、排外主义严重、社会治安问题突出、人民比较安于享乐等等不好的一面认识不足。而这些客观存在的负面因素，实际上已成为困扰中俄之间“民心相通”的一大障碍。
总之，当前中俄之间的“民心相通”，需要更加关注“建设性”，与政策、贸易、设施、资金等概念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等要素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扭转或确立，这方面的工作，既要依靠中国的积极努力和推动，更需要俄罗斯的理解和认同。
结语
当前，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讨论很多， 大部分基于规划总体设计、具体操作措施、详细实施步骤等方面，以“问题导向意识”出发的分析并不多见。本文之所以从审慎视角出发，探讨“新五通”在未来发展中须注意的事项，旨在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参考，希望这种问题导向意识， 能够引起更加广泛的讨论和关注，以切实有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中俄合作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294—295 页。
[2]《专家 ：中国商品运往欧洲的最佳路径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载 俄罗斯卫星网2015 年4 月17 日，http://sputniknews.cn/economics/20150417/1014459444.html
[3]“as russia and u.s. struggle，china rejoices”，moscow times，aug 24，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article/asrussia-and-us-struggle-china-rejoices/505745.html
[4]吕萍 ：《黑龙江边境口岸发展现状》，载《俄罗斯学刊》2015 年第2 期。
[5]夏焕新、李涛 ：《哈尔滨银行对俄金融合作战略升级的对策研究》， 载《俄罗斯学刊》2014 年第2 期。
[6]《人民币晋升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载新华网2015 年1 月28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1/28/c_1114168613.htm
[7]《罗戈津 ：俄中或基于ms21 客机联合生产新型远程宽体飞 机》， 载俄罗斯卫星网2015 年4 月28 日，http://sputniknews.cn/russia/20150428/1014574026.html
[8]announcement of treasury sanctions on entities with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energy sectors of russia，against arms or related materiel entities，and those undermining ukraine's sovereignty，http://www.state.gov/e/eb/tfs/spi/ukrainerussia/
[9]dmitry trenin，“the only winner in ukraine is china”， moscow times，august 20，2014.
[10]《莫斯科市长称不欢迎中亚永久移民到俄首都工作》，载环球网 2013 年5 月31 日，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5/3987804.html
[11]华侨统计非常复杂，因为华侨本身的定义就很难确定。但是，各地区华侨分布基本的多寡和流向还是比较清楚的。按照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的统计，从20 世纪70 年代至2008 年左右，从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东南亚、俄罗斯的新移民人数分别为：190 万、85 万、60 万、170 万、253 万、20 万。详见庄国土： 《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和分布的历史变化》，载《世界历史》2011 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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