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自组织：历史与现实-凯发官网入口

　　【内容提要】在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导致的一系列道德失范和社会问题亟待解决，通过社会自组织达致社会有机团结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式。本文通过梳理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历史与现状，探讨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以此呈现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社会事实。历史上，社会自组织广泛地存在，成为达成社会团结、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因素；如今，俄罗斯社会自组织水平低，非营利组织还很弱小，这是因为在非正常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社会自组织还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但是，俄罗斯社会中广泛存在着自组织的意愿，特别是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为社会自组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自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团结;

　　【作者简介】马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7）

　　社会转型是当代俄罗斯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社会转型中“改革前的再分配体制转向市场体制”[1]，这种转变对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有直接的影响。同时，社会转型带来人际结合方式的变化，从苏维埃时代个人—国家垂直依附关系向个人之间横向结合的社会形态转变。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秩序，造成社会和道德失范[2]，成为俄罗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如何实现横向人际结合之下的秩序重建，形成新的社会团结，这是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关键。

　　社会团结早已进入关注转型问题的社会学家们的视野。涂尔干区分了两种社会团结的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3]，他认为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有机团结代替了自然状态下的机械团结。转型之前的苏维埃社会“是一种现代复杂社会人为规划的状态，是强势国家对社会生活过度介入的后果”[4]，这是一种机械团结的模式。在当代俄罗斯，脱离了国家和集体束缚的个人有了更多的自主性，但同时丧失了集体主义时代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这就产生了人际联结、横向结合的社会有机团结的需求和可能性。涂尔干以后，社会学家们讨论了社会团结的各种可能路径。帕森斯理解的团结是某种协商，能够将所有的公民聚集在一起的利益，这会造成社会稳定价值、道德和环境的形成，这种团结的基础在于所有社会系统成员的“同意”和对社会秩序规则的“接受”[5]。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团结源自交往行为，在自由交往行为的基础上产生社会团结。亚历山大认为，“团结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联接方式，这种联接方式的基础是对一个由某种共同性统合而成的群体的共同成员情感……所有的团结——无论是依凭亲缘关系还是基于有意识并有目的的联合——都是以一种沟通过程为基础的，通过这一过程，群体的共同性得以被发现或被创造出来”[6]。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团结达成的路径为协商、交往、共同性的创造，而这正是社会自组织的过程：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人们自主通过参与、沟通、交往和合作建立认同，形成共识，构建相关组织并开展活动，这种自组织可能是动态的组织实体，也是静态的组织过程[7]。

　　以社会自组织为路径形成社会团结，这也是公民社会思想的重要体现。戈登·怀特（gordon white）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的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公民社会是俄罗斯官方、知识分子、媒体宣称的社会转型的目标，而实现的基础就是社会自组织。本文梳理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发展进程，总结其特点，探讨当代俄罗斯社会团结实现的可能性，以社会自组织为视角展示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宏大社会事实。

　　一 俄罗斯社会自组织发展历程[8]

　　俄罗斯的社会自组织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自组织的社会不是一下子建成、可以与自己的历史根源割裂开来的。俄罗斯的公民社会不是今天才有的，制度也不是从国外搬来的。公民社会的开端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农村、城市的自治管理、阶层代表制等因素上”[9]。追溯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现状和特点，理解俄罗斯国家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如果把居民社会群体、社会和阶层的组织与机构[10]看作是公民社会的胚胎，那么，在17世纪的俄国尚不存在公民社会的因素，但是社会自组织的形态已经出现。在14～15世纪，俄国的城市出现了行业手工业和商业行业组织，但是自治权力极为有限。也出现了像旧礼仪派教徒那样具有特殊思想的教会组织，但它们是不合法的，处于边缘状态。17世纪以前，作为舆论界（公共领域）代表的神职人员、军役人员和城关工商区居民会被邀请参加缙绅会议，可以代表本群体的利益发言，但是他们处于从属和依附地位，不能监督政府行政机构。伴随着知识分子以及社会舆论的产生，在18世纪下半叶，公民社会的萌芽出现。俄罗斯社会自组织、公民社会形成的第一个阶段是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从这个时期开始，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推动最高政权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力量。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君主专制”政策也促进了第一批自主社会组织的产生，主要是精英群体的社会自组织[11]。主要以科学、文学、艺术、慈善、休闲组织的建立为标志。其中最为著名的组织就是俄罗斯地理学会（1845年建立），致力于研究俄罗斯帝国的地理、民族资源。这个学会进行了诸多实地考察活动，在“大变革”时代（19世纪60～70年代）成为自由派官员聚会的中心，他们积极推动国家政权、社会结构、法律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在这一时期，俄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另一部分产生于城市自治过程中，商人、小市民和手工业者这三个等级居民各有各的组织——商人联合会、小市民联合会和手工业者联合会。这三类联合会由等级居民自愿参加，具有互助功能和慈善功能[12]。在僧侣阶层，也有联合会和兄弟会组织。

　　社会自组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1861～1917年，这是由俄国社会的民主化和职业化推动的，这种趋势渗透到各个领域，各社会群体都被吸纳进来。其中转折点是19世纪60～70年代的改革，社会团体成为地方自治和审判的代表。而在1891年至1892年的大饥荒中，社会团体帮助政府消除饥荒。工业革命和铁路建设让俄国产生了科学技术协会的需求，全民卫生保健和民族教育的发展催生了医学协会、教育协会和教师团体。1864年的法制改革产生了传播法律知识的法律协会。到19世纪90年代，社会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致力于普及民族教育的协会增加了10倍，医学协会增加了3倍，全国一半以上的医生都被吸纳进来。农业协会也大幅增加，到了20世纪初，已经有200多个[13]。

　　20世纪初至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自组织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与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联系在一起的，城市逐渐“西方化”，形成了公共交往领域，公民之间缩小了文化差异，信息交流加快。在革命前的俄国，国家力量没有进入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互助组织来完成，这些组织通常是商人、手工业者、医生、医士、教师等建立的职业群体。这些组织不仅提供物质援助（如贷款、津贴和补贴），还提供精神食粮（建立图书馆，筹办戏剧演出、音乐会和晚会）[14]。20世纪初，除社会保障领域外，城市和乡村经济、教育和医疗、文学和艺术、科学和启蒙等领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组织网络。1906～1909年，全俄形成了4 800个社会组织。外省的城市在一战前已经形成了近百个协会组织（坦波夫有70个，喀山有100个），而在首都地区已经有几百个这样的协会组织，如在莫斯科有近600个，彼得堡也接近这个数字[15]。一些全俄的协会开始扩张，在外省、城市或者城区建立地方组织，如俄国技术协会在1905年前后已经有38个分会，俄国音乐协会有20个分会。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如体育教育和发展协会、师范协会等。慈善组织的代表大会聚拢了社会各界人士，如医生、自然科学家、人类学家等，将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都聚集起来。在临时政府时期（1917年2～10月），在法律层面建立了慈善和公民社会的合法体系。一系列组织（全俄医生协会、自由经济协会）都纳入临时政府的掌控之中，而临时政府在国家建构进程中也利用公民社会资源。随着公民积极性被调动，反对者的情绪也在1916～1917年在全国范围内弥散，这是革命党形成的大众基础。

　　总结革命前的俄国公民社会发展可以看到，俄国公民社会是在近代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其中，帝俄时代社会现代化的实质在于形成了个性意识、小型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的雏形。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市民和农民在法律、社会及政治关系上从最高政权的臣民变成了国家的公民。先是各集体组织转化成各等级，后来各等级又转化成职业团体和阶级，最后形成了公民社会[16]。在20世纪初，俄国存在着许多公民社会的要素：大量自愿形成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妇女组织，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舆论界人士以及为国家政权所认同的社会舆论，1905年以后，还包括自由刊物、政党等。当时，俄国基本形成了保证社会思想、愿望和要求由社会向权力机关传达的机制，以及对权力机构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立法机构和报界[17]。

　　1917年10月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俄罗斯社会自组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特点为公民社会体系的国家化。十月革命中断了近代以来俄国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苏维埃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实行“国家对公民生活采取全面监控的措施”[18]，一些反对或不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团体被解散。20世纪20年代是苏联社会领域发展的特殊年代，在没有国家机构进入的领域，社会性组织人数增长，各种知识分子的创作团体广泛建立。20年代至30年代初，这些社会性组织关注国家和社会在社会主义规划中棘手的问题，如消除文盲和酗酒、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改善环境和公民权利等等。在很多国家缺场的领域，社会性组织起到了补充性的角色。但这些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得到政权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对新的社会志愿运动以及成员的可靠性有怀疑和忌惮。从20年代开始，社会组织不能自由活动，资金、人员构成和活动的内容受到控制。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法令，限制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加强国家监管，统一社会组织的政治方向。从这一时期开始，社会组织被置于苏共的绝对领导下，建立了苏共主导型的社会组织体系[19]。社会组织的人数急剧减少。一些知识分子创作协会、组织和联盟被取消，代之以全苏范围的协会，这些协会丧失了志愿组织和自主活动的特点，成为国家机构的附属。到20年代末，社会保障组织只剩下了红十字协会和“孩子们的朋友”协会两个[20]。革命前的科学协会只有俄罗斯地理学会和部分医学学会还在运转。在苏联时期有一些“伪非营利组织”成立，如苏联国防和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осоавиахим）、无神论者联合会、“消除文盲”协会、苏联电影爱好者协会等。这些大型的社团吸纳了几千万公民，被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传送带”，可以调动民众的志愿精神[21]。它们的存在和活动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民主的组织原则和财政独立的宣示只是有着形式主义的意义，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领导机构基本吻合，这正是苏维埃社会性的特点[22]。不可否认的是，“自主组织的萌芽在许多正式职业的、青年的、艺术创作的、科技的、体育的和其他的组织中生发”[23]，体现了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志愿性。这些组织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存留，成为当代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解冻”时代开始，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的社会活力增强，在这些领域建立的协会数量增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逐渐增大。在60～80年代，苏联新建了40个联合会，其中包括老战士联合会、电影爱好者联合会、工艺美术师联合会、动物学家联合会、儿童基金会、和平基金会和文化基金会等[24]。在70年代，在体育、旅游和音乐领域出现了互助组织和俱乐部。这些组织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登记，虽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但苏联公民有了不利用国家资源也能成为社会自组织主体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形成，持不同政见者们创作艺术作品，发表并传播政论性言论，对现行的体制进行批评。他们试图建立政治的、法律援助性的组织，但受到了当局的严酷镇压。即便如此，这个运动对民众有启蒙的作用。

　　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1980年中后期开始，苏联面临着经济停滞和政治危机，针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改革道路进行了一场大讨论，之后，确立了国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收缩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25]。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和民主派向苏共夺权的背景下，一批致力于政治民主、市场经济的非正式组织开始出现，与西方非营利组织以社会为取向不同，这一时期的苏联非正式组织多以政治目标为取向[26]，成为社会上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苏联解体以后，苏维埃时期的很多组织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一些政治性较弱的行业性或志愿性质的组织在新时期得以继续存留和发展。苏联解体之初，政局动荡，政府无力解决层出不穷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大量公民自助组织应运而生。国家在社会文化、人文领域的财政预算缩紧，催生了大量的保护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的社会自组织。对弱势群体的优待政策也催生了该群体的社会组织，比如残疾人联合会。诚如俄罗斯社会学家克沃尔佐夫指出的那样，“第一批真正的非营利组织……其大规模的发展是在1991～1993年期间，那时非营利组织（非国家组织）这一术语已得到广泛应用”[27]。90年代，俄罗斯公民社会活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外来的模式。国外资本进入了社会领域，他们不仅带来了社会自组织的方式方法，还通过各种项目培育积极分子、志愿者等，西方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对俄罗斯进行文化输入。而此时，国家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的角色是一个和善的不干涉者的角色，对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也很少[28]。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对于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开始进入制度化阶段。俄罗斯宪法[29]和民法[30]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权利有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制定了三部专门性法律：《俄罗斯社会联合组织法》[31]《俄罗斯慈善法》[32]和《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法》[33]，随后逐年根据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对法律做出了调整及修正。

　　进入2000年以后，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从国外转向国内，境外资本的影响力减弱，公民的自组织增强（首先是中产阶级），商业领域的慈善活动的积极性提高，第三部门的凝聚力提升[34]。这成为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新特点，这里包含着国家权力出于俄罗斯外部国际环境应对和内部社会领域治理的考虑。如今，世界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自组织、公民意识的提升与俄罗斯社会领域的现状存在着张力。下文将会详述这种俄罗斯与外部世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投射到俄罗斯公民社会领域而形成的现状。

　　二 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现状[35]

　　在俄罗斯，“非营利组织”（нко，即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36]是社会组织最为普遍的和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但俄罗斯社会自组织远远要超越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范围，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完全呈现浩如烟海的自组织的社会事实，只能以非营利组织作为参照系，窥一斑而见全豹。俄罗斯的非营利组织是具有指标性意义的，能够代表社会自组织的现状和特点。

　　在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或直译“非商业组织”）强调社会组织与企业和公司等经济性组织的区别，突出其非营利性。《非营利组织法》规定，非营利组织是“不以获取利润为自己活动的基本目的，且不在成员中间分配利润的组织”[37]。而在俄罗斯的政治场域，“非营利组织”也具有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不以政治活动为基本目的。从相关法律条文看，非营利组织从目的和类型上具有公民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和非官方性。非营利组织致力于解决俄罗斯的社会和公民社会发展问题，其类型包括社会或者宗教的组织（协会）、俄联邦各少数民族、哥萨克协会、非营利组织联合会、非营利组织的自治机构、社会自治机构、慈善机构以及其他基金会、社团和联合会，也包括其他符合联邦法律的组织形式[38]。据俄联邦司法部于2015年7月提供的信息，共有443 288个非营利组织正式注册[39]。这个数量在近年没有显著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非营利组织是正式登记的，许多并未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没有纳入统计范畴，故俄联邦社会院认为，在俄罗斯非营利组织数量被大大低估了。

　　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经济力量相对薄弱，资金来源单一。资金来源的多样性是非营利组织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高等经济学校（вшэ）公民社会和非营利部门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表明，32％的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来源只有一个，只有21％的非营利组织有四个以上的资金来源。从资金来源的类型上看，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会员费（占42％）、私人捐款（占33％）、提供有偿服务和商品买卖（占19％）。在资金来源的其他渠道上，部分来自于国家、地方预算和公共基金，来自商业机构的资金份额较少。随着外国资本进入非营利组织的渠道受阻，发展状态良好的非营利组织往往是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资助的。政府开始向非营利组织购买社会服务，这体现在2014～2016年的预算中[40]。2014年，俄联邦通过的《关于为保障国家和地方需求购买商品、劳务、服务》法令，规定购买的这些商品和服务中有15%是来自非营利组织和小企业[41]。俄联邦经济发展部也出台了相关计划，如《支持非政府组织在社会领域提供服务的计划》。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资助额度不断提高，2012年为48亿卢布，2013年为83亿卢布，2014年为103亿卢布。俄罗斯总统补助也在增加，“关于保障2014年国家对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会项目”框架下提供27亿卢布补助[42]。而在2013年是23.2亿卢布，2012年是10亿卢布。但受到政府资助和总统补贴的非营利组织毕竟是少数，没有公司和企业资助的非营利组织普遍面临生存危机。

　　在组织内部的管理方面，87.4%的非营利组织设有领导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集体管理机构。只有四分之一（27.3%）的非营利组织有固定的成员。非营利组织的公民基础也较弱，只有三分之一（32.2%）的非营利组织有较为成熟的社会基础。组织间的交往也不密切，只有一半（54.8%）的非营利组织在最近三个月内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交往或者进行过信息交换。在国际联系方面，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无论是在俄的国外非营利组织，还是受外国资本资助的国内非营利组织活力都在下降。从2006年开始，不断修改的《非营利组织法》提高了国际非营利组织在俄罗斯注册和开展活动的难度，再到2012年修改《非营利组织法》，基本切断了国内非营利组织与国外的联系。

　　社会参与是评价社会自组织状况的重要指标，是公民社会发展、非营利组织成长的基础。当代俄罗斯公民社会参与并不广泛，社会院2012年公民社会发展报告显示，只有18％的俄罗斯人表示加入过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参加的非营利组织也较为分散，工会（5％）、园艺别墅协会（4％）、业主委员会和建房合作社（2％），而宗教组织、退伍军人协会、残疾人组织、房屋委员会、学校-幼儿园家长会、体育和文化俱乐部等约有1％的人参加。另据“列瓦达中心”的调查，2010～2011年，参加社会团体和组织活动的人数不超过俄罗斯人口的4%～5％。在俄罗斯也没有形成广泛的服务于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群体。根据高等经济学校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有3％的俄罗斯人声称他们是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只有1%～2％的俄罗斯人表示是非营利组织志愿活动的介绍人。俄罗斯公民的社会参与也不深入，在加入公民社会组织的俄罗斯人中，只有15.4%同时参加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志愿服务的俄罗斯公民中，只有17.4%同时服务于其他公民社会组织。但与此同时，多数俄罗斯民众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公民自组织的实践：有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是非正式的志愿者；有近一半的俄罗斯人参与了捐助活动；大约三分之一的民众参与了当地公民自治组织的活动。可见，公民参与的潜力巨大，只是社会自组织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不够。

　　对第三部门（公民社会领域）认知度低是俄罗斯人社会参与不高的直接原因。研究机构циркон的调查显示，2012年，有近一半（44%）的俄罗斯人对非营利组织缺乏了解。根据全俄舆论中心的调查，在2014年，59%的俄罗斯人甚至说不出一个社会组织的名字[43]。这只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有些联邦主体社会组织的认知度更低，在科斯特罗马州，有超过一半的居民完全不知道或者完全没听说过地方的非营利组织，只有18%的受访者能叫出一个具体的非营利组织的名字[44]；在哈巴罗夫斯克州，完全没有听说过社会团体活动的居民达到85.5%[45]。在知晓或了解非营利组织的俄罗斯人中，对于文化、教育、科学、娱乐、体育俱乐部和团体，以及社会自助团体和帮助弱势群体的组织了解较多，分别占40％左右，而对专业协会（工会）、居民利益保护组织和地方自治组织的活动认知度较低。这表明，俄罗斯民众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了解较多，而通过非营利组织这个渠道维护政治权益和个人利益并不为民众所了解。如此低的社会认知度表明，俄罗斯人并没有把非营利组织作为积极的社会要素，根据全俄社会舆论中心的调查，40%的俄罗斯人认为，非营利组织对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4%）认为，完全不需要社会组织[46]。大多数人在未来并不准备参加社会组织的活动，大部分俄罗斯人（84%）在近几年都没有参加过社会组织举办的活动，89%的受访者表示从来没有从非营利组织那里得到帮助[47]。

　　信任的缺失也是导致公民不愿意参与社会组织活动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对各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信任度普遍偏低：最受信任的组织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但也只有12％的受访者选择；对其他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不足一成：退伍军人组织（9％）、园艺别墅协会（8％）、工会（8％）和残疾人保护组织（7％）。而人权组织、宗教组织更是只有4％的信任度[48]。俄罗斯公众对非营利组织缺乏信任，可能是由于认知度不高、非营利组织不作为，或者是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感会延伸到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对社会参与、社会自组织缺乏兴趣。社会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公民认为人与人之间总体上是处于危险关系中。只有16%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49]。列瓦达中心调查结果[50]表明，近年来，俄罗斯人的信任度有明显上升趋势，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可以被相信”的选项中，2010年赞成者为27%，到2013年已经提升到34%[51]。但是这种信任度呈现一种“差序格局”，即从亲人、熟人到陌生人，信任度是逐渐降低的。全俄舆论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在熟人中，59%的俄罗斯人表示都会信任他人[52]。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项调查的结果似乎也佐证了上述观点，在这项关于“共同性、认同感”的调查中，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家庭（64.6%）、朋友（63.1%）、同事和同学（40.4%）是最具共同性的群体[53]。信任感、共同性和认同感这些公民对于其他人的感性判断成为社会自组织的基本准则。在全俄舆论中心的调查中，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很难与难以相信的人合作结社，22%的受访者表示很难与他们不熟识的人结社[54]。有趣的是，在俄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调查中，俄罗斯民众对于同民族、相同政治观点、同为俄罗斯公民、同受俄罗斯文化熏陶等这些俄罗斯主流认同价值观认可的标准，在民众的选择中却受到了冷遇，比例均小于10%，后三项甚至不超过5%[55]。可见，民族身份、政治身份、公民身份、文化认同在俄罗斯民众社会自组织中并不是主要标准，俄罗斯人更愿意与熟人（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组织在一起。

　　虽然俄罗斯公民的社会参与度很低，但并不表明俄罗斯民众没有社会自组织的意愿。调查结果显示[56]，三分之二的俄罗斯人有为解决某个问题组织在一起的意愿，但俄罗斯民众并没有将这种意愿付诸实践，大多数俄罗斯人（83%）并没有参加社会组织或者相关活动，只有5.4%的俄罗斯人成为社会组织成员或者参加这些组织的活动[57]。如果对这些有社会自组织意愿的人群进行交互分析，可以发现，年龄在18～30岁、受高等教育、莫斯科人和小城市的居民更愿意结社；而年龄在60岁以上、受教育程度在中等教育以下、从来不使用互联网的群体、农村居民结社意愿度则很低。但吊诡的是，作为极少数的社会自组织的组织者主要是女性（占4%），他们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居住在农村或乡镇。如果说，按照公民社会理论，作为城市里生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强的结社意愿来争取自己的权益符合逻辑的话，那么为什么生活在农村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都偏低的女性也有如此高的结社意愿？也许，上文提及的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的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处于乡土社会的俄罗斯人，更愿意信任自己的家庭和周围的朋友、亲属，与之结社的意愿更强；而在城市生活的人，彼此的信任感还没有建立起来，有机团结的模式还没有形成，只是在高收入、高学历的所谓中产阶层中开始萌发有机团结的意愿。

　　三 社会自组织的新领域 

　　20世纪末以来，俄罗斯互联网快速发展，网民和网站的数量剧增，互联网深度介入民众生活，这个虚拟的空间成为俄罗斯民众社会自组织的新领域。

　　据统计[58]，2014年秋季，俄罗斯网民数量达7 230万人（即一个月内上过网的人数，占18岁以上人口的62%）；其中，5 990万人每天都在使用网络，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网民最多的国家。在地域分布上，网民与人口的分布基本吻合，并无太大城乡差异。随着计算机、手机的普及，俄罗斯人平等地享有使用互联网的机会[59]。俄罗斯的网站数量也不断增加。在俄罗斯，使用俄语的或者俄罗斯的网站被称为рунет[60]，截止到2015年5月，以.ru为域名的网站约为489万个，另有.рф和.su为域名的网站分别为83.9万个和11.7万个[61]，其中以.ru为域名的网站数量排在世界第六位网站数量排名前五位的网[62]。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革新，如果将只能通过互联网浏览、获取信息的技术称为web 1.0的话，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迎来了web 2.0时代。web 2.0信息技术更注重用户交流与互动，用户既是互联网内容的浏览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制造者、服务的提供者、信息的传播者、行为的创新者。而应用web 2.0思想和技术最为典型的平台就是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借此进行内容创作、情感交流与信息分[63]。如果说在前web2.0时代，公司或其他机构是互联网世界的主体，而web2.0则使个人成为互联网世界的真正核心[64]。随着计算机、手机等现代通信工具的普及，每个社会成员都具备发布信息、表达观点和抨击时弊的条件和能力，拥有了信息权力，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力量。互联网将信息权力从垂直结构转变成为水平结构[65]。这种信息权力会产生汇聚社会资本的效应，互联网上的社会资本集聚到一个新的水平，将会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和网民。社交媒体在俄罗斯发展也极为迅速，根据相关报告[66]，截止到2015年4月，俄罗斯有3 500万个用户活跃在社交媒体上[67]，每个月发布6.2亿条信息。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以往的交往方式、信息传播方式和社会认同的方式。如果说在哈贝马斯的时代，“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68]还被认为存在于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为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等私人社团娱乐和对话提供一种公共空间的话，随着互联网的扩展和人们对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部分地转向虚拟空间，人类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延伸，这为批判精神的产生和公众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新的重要的空间和环境，从而为塑造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形态“网络公共领域”创造了重要条件[69]。在俄罗斯，рунет近年来网民数量不断增长，互联网媒体全面地改变了旧有的大众传媒格局。如今，更多的人是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活跃于网络世界的网民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青年人，他们思维活跃、思想独立、政治嗅觉敏锐、公民意识强。网民群体会在网络公共领域的广阔空间自我组织起来，如已经出现了公民互助的网站，比如democrator.ru，taktaktak.ru，streetjournal.ru等。在互联网上，网民会因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自组织的形态生成的催化剂或者为自然灾害，或者由于对现政权低效率不满[70]。近年来，代表性的社会运动为2010年森林大火引发的灭火赈灾运动和2011～2012年“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

　　2010年7月末至9月初，在俄罗斯，首先是中央联邦区，然后是俄罗斯其他地区因干旱和缺少降雨燃起森林大火。这次大火的过火面积将近20万公顷，波及20个地区。莫斯科周边的森林火灾让莫斯科和许多城市烟雾弥漫。根据相关报告[71]，除了政府部门，森林大火将各种社会力量都动员起来，形成了新的社会景观。参与救火赈灾的社会群体有传统的社会群体和新的社会群体。传统的社会群体（制度化的、有组织的、正式的）包括各种法律维权、生态保护、慈善、志愿者、青年的非营利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包括“青年社会服务”、“战斗的青年义勇军”、“志愿者中心”）会敏锐地捕捉到需求，组织人力救火和救援行动。慈善非营利组织（包括丽扎医生慈善基金会、“公正的救援”、“没有我，还有谁”儿童慈善基金会、“俄罗斯善心和健康基金会”、莫斯科大主教区宗教慈善委员会）在全俄范围内募捐。在这次森林大火救援赈灾中出现了新的（非制度性的、情境性的、非正式的）社会群体，这些人（包括国家和地方的公务人员，教育机构、国有企业从业者，私人企业和商业机构企业主和员工，运动员，音乐家，记者，政治活动家，自由职业者）在火灾之前都没有参与过志愿行动，他们共同的身份就是网民，在火灾危机的时刻，通过救灾积极分子的博客了解情况，加入“公民发起人联盟”，组织起来参与抗灾救援工作。这些人多是在对国家和传统社会组织不信任的意识下加入的，希望能用自己的能力来对抗自然灾害并给予受灾民众以帮助。这种社会参与和社会自组织方式可以被媒体称为抗击火灾运动中“公民的新收获”。

　　2011年末国家杜马选举至2012年3月总统大选前后，俄罗斯爆发的大规模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为了诚实的选举”是俄罗斯另一波公民运动。抗议活动的参加者认为选举有大量的造假和舞弊行为，选举是违法的。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比如在12月10日，在俄罗斯的99座城市和境外的42座城市都爆发了游行。据推测，在莫斯科波洛特广场（болотная площадь）的抗议活动有十几万人参加。12月24日，在莫斯科萨哈罗夫院士大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很多著名人物支持抗议示威活动，其中包括著名的政治家、艺术家。2012年2月4日，反对选举舞弊抗议活动“为了诚实的选举”在波洛特广场举行，根据内务部提供的数据，参与者最终达到12万人。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的第二天，在“选举—闹剧”、“将选举还给国家”、“将政权还给人民”等口号下以“团结”为名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爆发。与以往的抗议示威活动不同的是，在“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中，社交媒体和有众多用户的网站（facebook、вконтакте、twitter、livejournal、youtube、论坛、博客等）成为组织和进行街头抗议集会的必需工具[72]，主要体现为这些社交媒体和网站成为各种反对派信息的集散地。根据全俄社会舆情调查中心的调查，2012年2月4日集会游行的参与者中，70%是通过互联网新闻得知消息，而22%和8%的参与者通过社交网络和博客获得消息。互联网成为反对派集会游行动员、信息发布的主要平台[73]。同时，社交网络成为反对派讨论政治话题的主要媒介。如в контакте上比较著名的讨论群有“人民反对骗子和小偷”、“反对者运动的合作”、“反对者图片”、“政治幽默”。这些讨论群动辄就能吸引数以万计的用户加入讨论。在facebook上，讨论群“我们曾在波洛特广场并且还会来”成为发生在莫斯科的反对派集会的信息中心。到了2012年5月，这个讨论群已经有27 237个参与者。网民通过社交网络接受信息、参与讨论、彼此交流，形成认同感，从而被动员起来，最终使抗议活动从线上走到线下。

　　从以上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互联网作为公共领域具有组织民众进行社会运动乃至政治运动参与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从线上到线下的社会自组织方式，并卷入社会运动全球化的进程[74]。但我们也发现，基于互联网的社会自组织是情境性的、刺激-反应式的，当刺激性因素（如自然灾害、抗议浪潮）消失以后，高涨的公民积极性逐渐消失，并不会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也不会带来公民社会组织壮大和创新发展的机遇，如我们期待的众多志愿者组织的建立等。

　　结论 

　　从上文来看，当今的俄罗斯公民社会、社会自组织处于低水平状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经济总量上，俄罗斯非营利组织还很弱小；影响力有限，提升影响力和承担责任的资源较少；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并不显著，缺少社会的支持和民众的信任。通过梳理俄罗斯社会自组织的历史与现状，我们会发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遮蔽下的社会领域有着强烈的自组织意愿，有着规避风险、互帮互助和对抗权威等需求和传统，无论是职业团体、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还是非正式的社会组织，都在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各种方式存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其成长的空间，社会自组织便会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这种社会自组织的意愿和低水平的现实构成了有助于展现俄罗斯社会现实的张力。

　　俄罗斯至今没有形成公民社会理论意义上独立于政治部门和经济部门的第三领域，国家权力一直将社会领域作为管控、治理的对象。一方面，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会有意识地扶持一些有官方背景的非营利组织，购买其社会服务，实现社会管理的功能。对于草根非营利组织，政府并没有明确的扶持措施，这种非营利组织在没有国家资助的前提下，资金不足，运行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为规避政治风险，政府会对某些类型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严控。如橙色革命以来，特别是2011～2012年选举期内大规模抗议运动爆发以来，国家对外国非营利组织和接受外国资金的非营利组织（被称为“外国代理人”）以限制其政治活动的名义进行严控，这部分非营利组织已经失去了活动的空间。互联网在近年来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成为社会动员、组织的公共领域，2012年普京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对互联网加强了管控，《网站黑名单法》、《反盗版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让社会领域的国家在场特征延伸到了网络公共领域。

　　可以作出结论，在当代，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将社会自组织视为达致社会团结的方式，相反而是将其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政治反对势力加以控制。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失范和社会危机，普京政权目前采用激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情绪进行社会动员以实现社会团结，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宗教信仰（特别是东正教）的复兴被认为是秩序重建、道德重建的文化力量。但目前看来，在日益世俗化的俄罗斯社会，能否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仍未可知，并且宗教信仰的复兴有形成大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危险。虽然社会领域的国家在场让俄罗斯公民社会发育不良，公民自组织水平低下，但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中产阶级逐渐形成，公民活力一旦有释放的途径，公民社会参与向广度和深度延伸，社会自组织水平会不断提高，社会秩序和道德价值会取得社会共识，也许这是社会转型成功的根本途径。当然，这个道路还很漫长，且不说制度上的突破，就连如何在民众中启蒙，突破以往心理上、意识形态上甚至是文化上的观念束缚，将社会自组织的意愿转化为行动，也是十分艰巨的工作。

　　注释： 

　　[1]victor nee,“a theory of ma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989,pp.267-282.转引自孙立平：《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影响》，载高丙中、袁瑞军主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2]俄罗斯私有化中的寻租行为、腐败丛生、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信任感缺失等等社会乱象都是失范尤其是道德失范的表现。

　　[3]在机械团结的状态下，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所有全体成员的共同情感和共同信仰组成的，即集体类型。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和倾向，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在有机团结的状态下，当我们与社会发生连带关系时，社会是由一些特别而又不同的职能通过相互间的确定关系结合而成的系统。基于劳动分工而导致的团结。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92页。

　　[4]高丙中：《社团合作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有机团结》，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5]talcott parsons, the concept of society:the component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in:t.parsons， societies: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1966,pp.5-29.

　　[6]列奥·马修：《凝聚性“公众”的分立成形》，载邓正来、〔英〕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7]刘伟：《国家治理视域下我国社会自组织状况再考察》，载《学习与实践》2015年第4期。

　　[8]主要依据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报告《现代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完成。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модернизирующейся　россии: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некоммерче скогосектора националь ног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по итогам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оекта “индекс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civicus” //под ред.л.и.якобсон,и.в.мерсиянова,о.н.кононыхина и др.-м.:ниу вшэ,2011.

　　[9]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06 год.м.,2007.

　　[10]这些社会群体、社会和阶层的组织与机构具有特殊的、引导社会舆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虽与国家对立，但在当时又是不合法的，却可对官方产生一定的影响。

　　[11]1765年，在圣彼得堡成立了“自由经济协会”；1771年，成立了附属于莫斯科大学的学术协会“自由俄罗斯大会”；同时期，还成立了“学术友谊协会”，这些协会倡导自由精神，探讨学术问题，促进学术书籍的出版。1801年到1860年农奴制改革之前，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近50个城市成立了近100个合法组织。

　　[12]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06 год.м.,2007.

　　[13]туманова а.с.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русская публика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м.:новый хронограф,2008.с.45-47.

　　[14]туманова а.с.благотворительност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призр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x — начала xx в.: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потенциал и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филантропии в россии / под ред.и.в.мерсияновой,л.и.якобсона. м.: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 вшэ,2010.с.104-105.

　　[15]туманова а.с.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русская публика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c.7.

　　[16]〔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下卷），张广翔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17]〔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帝俄时期：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下卷），第271页。

　　[18]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06 год.

　　[19]有固定会员或章程的社会组织，如苏共、工会、共青团、各种行业组织和协会、艺术创作协会、劳动志愿者组织等；社会自办机构，如村委会、住宅管理委员会、街道委员会、学生家长委员会、文教和医疗机关所属的各种委员会、同志审判会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人民志愿纠察队；群众性社会运动团体，如拥护和平者运动、妇女运动、老战士和老模范运动等。参见黄晓勇主编：《中国民间组织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358页。

　　[20]коржихина т.п.извольте быть благонадежны! м.:рггу,1997.с.288.

　　[21]якобсон л.и.,санович с.в.смена мод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ретьего сектора:фаза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я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9.№ 4.

　　[22]киселева н.в.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феноме на массовых добровольных обществ.ростов-на-дону:рост.гос.ун-т,1998.с.204.

　　[23]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06 год.

　　[24]коржихина т.п.,степанский а.д.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 историки спорят /под ред.в.с.лельчука.м.: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88.с.431.

　　[25]1985年，全苏戒酒协会成立；1986年，苏联戏剧联合会、全苏音乐协会、全苏战争和劳动老战士协会、苏维埃文化基金会成立；1987年，苏联工艺美术师联合会，全苏电影爱好者协会，莫斯科残疾人协会，苏维埃儿童基金会，苏维埃和平基金会成立。在20世纪80年代末，几十家生态保护组织，几百家青少年、家庭俱乐部和慈善组织成立。根据统计，这些组织的活动吸引了7%～8%的14岁以上的市民参加。参见коржихина т.п.,степанский а.д.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с.97.

　　[26]1991年8月19日以前，以政治为取向的组织约占90%，包括民主派、民族爱国、左翼社会主义等，以行业或群体利益为取向的组织约占10%，包括工人组织、企业家组织、合作社工作组织、妇女组织等。参见黄立茀著：《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59～569页。

　　[27]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和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28]якобсон л.и.,санович с.в.смена мод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ретьего сектора:фаза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я.

　　[29]《俄罗斯联邦宪法》第30条规定:“每个公民都有联合结社的权利，以及成立工会组织以保护其权益的权利，保障社会联合团体组织活动的自由，任何人不被迫加入任何团体组织或留在其中。”

　　[30]1995年1月1日实施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一部分的第二章中有关于非营利组织规定的专门章节，其中列举了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的种类，各种类型非营利组织民法地位的基本特点，接受和使用资产的程序，以及其他的一些标准。

　　[31]1995年5月19日颁布施行的《俄罗斯社会联合组织法》主要是调整公民实现结社权产生的社会关系，只涉及非营利组织的一种类型，即由公民发起的社会联合组织。

　　[32]1995年颁布的《俄罗斯慈善法》奠定了现代俄罗斯慈善事业的法律基础，这部法律确立了慈善活动和目标的概念，慈善组织的概念，确立了一系列社会和国家对慈善组织活动的监控机制，国家权力机构和地方自治机构能够对慈善活动进行支持的合法形式。

　　[33]1996年12月1日出台的《非营利组织法》主要规范了非营利组织活动的基本方面，其中确立了非营利组织的法律地位，组织成立，活动，改组和撤销的程序，筹集和使用资产，创立者及组织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管理的基础，国家和地方政府支持其活动的形式等等。

　　[34]якобсон л.и.российский третий сектор: от импорта к импортозамещению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сектор:экономика,право и управление.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гу вшэ,2007.с.43-58.

　　[35]从2006年起，俄罗斯联邦社会院每年都发布公民社会发展报告（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本文对俄罗斯非营利组织现状的描述多是来自于历年公民社会发展报告。

　　[36]许多中文文献将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直译为“非商业组织”，而本文认为将其译为“非营利组织”（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s）更符合国际惯例，强调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特点而并不是强调非经济部门的形式。

　　[37]法律文本见http://www.consultant.ru/popular/nekomerz/71_1.html#p71，第2款，第1条。

　　[38]法律文本见http://www.consultant.ru/popular/nekomerz/71_1.html#p71，第2款，第3条。

　　[39]从类型上，包括宗教组织29 831个，房屋业主委员会19 218个，社会-国家社会团体764个，园艺、别墅以及相关组织25 854个，政党及其地区组织4 649个，还有其他传统上不属于非营利组织范畴的组织。社会组织共115 657个，其中，31 322个非营利性的联合组织，22 415个非营利基金会，2 180哥萨克组织。http://unro.minjust.ru/nkos.aspx

　　[40]бюджетное послание на 2014-2016 годы // резидент.рф,13 июня 2013 г.http://www.kremlin.ru / news / 18333

　　[41]российские нко на пути к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м.:caf россия,2013.с.6.

　　[42]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 господдержке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не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реализующих соц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ые проекты и участвующих в развитии институ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7 января 2014 г.http://www.kremlin.ru / acts / 20077

　　[43]нужны ли нашему обществу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14 августа 2014 г.http://wciom.ru / index.php?id=459&uid=114932

　　[44]http://opkostroma.ru

　　[45]http://www.opkhv.ru

　　[46]нужны ли нашему обществу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вциом),14 августа 2014 г. http://wcion.ru/index.php? id=459&uid=114932

　　[47]сострадание и спонтанность:отчет о массовых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ях в россии.м.:caf россия,2014.с.18.

　　[48]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10 год.м.,2010.с.24.

　　[49]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и довери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фон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30 августа 2012 года,http://fom.ru / obshchestvo / 10605/

　　[50]回答“人们总是可以被信任”和“通常人们可以被信任”问题的答案，参见доклад о состоян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за 2013 год.м.,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ала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2013.

　　[51]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 ресурс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м.,2013.с.32.

　　[52]одобр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вциом.http://wciom.ru / atings-social-institutions

　　[53]горшков м.к.，тихонова н.е.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2013.c.37.http://www.isras.ru/inab_2013_01.html

　　[54]одобрени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вциом.

　　[55]горшков м.к.,тихонова н.е.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факторы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2013.c.37.

　　[56]2011年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中心在全俄范围内进行的调查，采用结构式个人访谈的方法，选择了2000名受访者。受访者符合当前俄罗斯的社会—人口特征，是俄罗斯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的成年人代表。统计误差不超过3.4%。

　　[57]корнеева и.е.доверие и готовность объединяться как факторы само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атериал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человек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м.,2012.с.235-238;мерсиянова и.в.вовлеч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ян в повседневные практик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психология и 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и:материалы iv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логос,2012.с.184-185.

　　[58]“интернет в россии”,выпуск 47,осень 2014,ооо “инфом”.http://fom.ru/smi-i-internet/11889http://fom.ru/uploads/files/бюллетень_интернет_в_россии_выпуск_47_осень_2014_демо.pdf

　　[59]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网民分别占11%和4%，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占11%，50万至100万人口城市占8%，10万至50万人口占19%，10万人口以下城市27%，乡村占20%。

　　[60]在各个大陆都有рунет网站，甚至是在南极洲。但主要是在独联体国家，特别是在俄罗斯注册。

　　[61]详见http://statdom.ru/

　　[62]站为以.tk（托克劳）、.de（德国）、.cn（中国）、.uk（英国）、.nl（荷兰）为域名的网站。

　　[63]享殷乐：《2010年美国社交媒体发展报告》，载尹韵公主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2页。

　　[64]王文：《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

　　[65]diamond,l.,liberation technology,in diamond,l.and plattner,m.f.ed.liberation technology:social media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

　　[66]социальные сети в россии сегодня:цифры,тренды,прогнозы.http://snce.ru/ru/socialnye-seti-v-rossii-segodnya-cifry-trendy-prognozy

　　[67]俄罗斯的本土社交媒体为вконтакте（联系）、одноклассники（同班同学）、мой мир（我的世界）等；国外的社交媒体也在俄罗斯有大量用户，facebook（脸书）、livejournal、twitter（推特）、instagram等。

　　[68]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69]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兴起、特征与前景》，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

　　[70]сидоренко а.настоящее и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нтернета:существ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проекция,перспективы//вестни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июль-сентябрь 2010,№ 3 (105).

　　[71]пермска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палата.людина пожарах: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рьбе с пожарами и их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летом 2010 года.http://www.pgpalata.ru/actual/0023

　　[72]зайцев д.г.,карастелев в.е.протест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11-2012 годов:проблема субъектности//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власт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коммуникаций.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ежегодник 2013.м.:росспэн,2013,с.231-266.

　　[73]http://wciom.ru/index.php?id=268&uid=112492.табл.2

　　[74]发生在俄罗斯的“为了诚实的选举”运动并不是孤立的事件，2011年初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夏季蔓延欧美大城市的民众游行、2011年秋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他们都是通过社交媒体号召、联络、沟通，加强群体价值认同，统一运动步骤，聚合政治目标。参见王文：《web 2.0时代的社交媒体与世界政治》。

　　（责任编辑 李中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