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强调监督看从严治党-凯发官网入口

　　【内容提要】　考察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加强执政党建设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经验，从苏联解体教训看今天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关键词】　执政党建设;反对官僚主义;人民监督;从严治党;

　　【作者简介】　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反对官僚主义和惩治腐败历来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和最大挑战。十月革命后，列宁在领导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暴露出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了严重警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　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没有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在反对官僚主义方面曾经采取两个著名办法：

　　(1)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工人同样的工资[1]。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原则，并设想“工人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彻底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刻采取马克思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2]，“把国家官吏变为我们的简单执行者”[3]。

　　马克思和列宁这些论断阐述了一个原理，即在无产阶级国家内部，没有特权阶层，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权力是人民的。列宁最初认为，人民可以管理国家，甚至“厨娘也能管理国家”。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很快发现，由于若干原因，人民还不能马上学会管理国家，这些原因包括：(1)劳动人民缺少知识和文化，他们不能立刻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能，(2)人民群众“对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而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种品质[4]。于是，列宁承认：“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5]

　　列宁这段话阐述一个原理，即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管理机关、管理者与资产阶级国家有本质区别。在无产阶级国家，权力是人民的，管理者是为人民管理国家，是受人民委托管理国家，国家的主人是人民，而不是管理者，管理者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是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正是这些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的政治实践使人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政权，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政权，即人民自己的政权，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作为人民政权的苏维埃内部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在各政党中脱颖而出，除党的统一和组织性、纪律性外，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是重要原因，虽然管理者中不乏从旧社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管理人员，但是，这不影响人民政权的性质。

　　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后，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行使权力的原则没有改变。可以说，这是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二　用人民监督克服官僚主义 

　　十月革命后不久爆发国内战争，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成为首要任务，国家建设问题被搁置，巴黎公社的原则并没有在俄国实行，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发现，苏维埃俄国的官僚主义已经非常严重。

　　当时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1)办事拖拉、议而不决；(2)机构庞杂、臃肿；(3)各种公文浩如烟海；苏维埃机关陷入官僚主义繁琐事务的泥潭，沾染官僚主义习气的工作人员不学无术、妄自尊大、滥用职权、独断专行。1923年，列宁曾经痛心地说：“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还不久，却已积累了这样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6]机构臃肿是官僚主义的表现，也是官僚主义的结果.列宁曾经形容精简机构就像驱赶树上的乌鸦，刚刚赶走一拨，回头一看，树上的乌鸦更多了。比如，1918年8月莫斯科的国家机构和苏维埃机构总共有工作人员231000人，于是决定精简机构。可是到1922年10月发现，机关工作人员人数增加到了243000人。列宁曾经非常忧虑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即官僚主义)。”[7]

　　列宁在世时曾经想尽办法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包括精简机构和利用法律手段等等。但是列宁最重视的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当时建立了两个监察机关，一个是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一个是监督各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活动的工农检查院。

　　1920年9月，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诉讼，必要时可以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地方也建立了相应级别的监察委员会，由党的地方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党委会成员不能参加。

　　而工农检查院不仅监督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还监督各社会团体，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检查苏维埃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等等。工农检查院在工作中依靠广大工人、农民和专家中的积极分子行使监督和检查职能。

　　虽然建立了这样的监督制度，但是监督机关的工作效率并不理想，列宁对这些部门的工作评价很低。因此，列宁晚年对党内官僚主义泛滥非常重视，强调加强和改善监督和检查工作，建议改组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首先，列宁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按照列宁的计划，工农检查院应保留300～400个职员，他们应该精通业务，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应该享受“很高的薪金”[8]。后来，列宁又主张把党的监察机关和苏维埃检查机关合并.1923年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实际上进行了合并，成为党和苏维埃的联合监察机构，虽然形式上还是两个机关。列宁所建议采取的所有措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设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使权力得到制衡，通过设立有工农分子参加的、独立的监察机构来防止官吏腐化、堕落，防止新政权机关变成脱离人民的官僚主义机构。

　　官僚主义还表现在民主制建设方面。列宁以后的苏共内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党员和群众对决策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和影响力。享受不到正当民主权利的党员，不可能具有高度责任感。

　　三　特权和腐败导致人民疏远苏联执政党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建立新型国家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是这场伟大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防止新政权管理者成为传统的官僚是新政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其实，苏共在领导苏维埃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没有解决监督问题。苏共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实践、保卫世界和平和苏维政权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却始终没有解决对领导人实行监督和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问题。

　　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和持续，党内追求安逸和享乐的风气开始滋长。苏联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党员身份成为从政、治学、参与经济管理等工作的必备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某些特权的护身符。在这种情况下，加入苏共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崇高的理想和为人民谋福利，许多自私自利者和投机分子进入党内。由于没有战争和艰苦条件的考验，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投机分子挂在口头的口号而已。这种情况在基层存在，在党的高层也存在。

　　苏联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短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物质供应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苏联领导干部当时按职务高低和工作环境不同享受着某些特殊待遇。比如在食品供应方面，中央和政府机关可以保证供应，机关食堂的食品不仅质量高，而且价格便宜，在住房、汽车、别墅等方面，领导干部和各级机关都不同程度地享有特权。这些特权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那时足以疏远党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在20世纪70～80年代，苏联的腐败之风盛行，请客送礼、行贿受贿、侵吞国家财产成为普遍现象。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中已经毫无威信可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在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开始施行配给制。那时通货膨胀加剧，食品店货架空空如也，短缺的不仅是香肠和肉类，甚至食糖、米、植物油、食盐、肥皂、卫生纸都需要凭票供应。有一个时期，煤矿工人从井下上来，居然洗澡的肥皂都不能保证供应。即使在这样的时期，苏共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仍然可以在单位食堂购买紧俏商品。苏共在人民中的威信已经只是传说了!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1990～1991年年初进行一次民意测验，其中在莫斯科只有3％的居民认为党的工作者是正派人[9]。

　　1991年苏联发生剧变，苏联共产党被推翻.1500万[10]苏共党员既没有党员的抗争，也没有人民群众的维护.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

　　四　成就千秋大业，必须从严治党 

　　从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看，列宁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和加强对党员领导者进行监督的理论观点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出从严治党的号召，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是吸取苏共垮台历史教训之举。

　　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列宁时代有很大不同。中国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党的队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具有中国特色，党内的成分也更加多样化或复杂化，社会发达程度日益提高，物质条件大大改善；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来，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发生重要变化，各种诱惑无时不在考验共产党员的立场和心理。与此同时，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遏制。

　　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党内出现与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和谐的风气和思潮，出现了信仰动摇、意志薄弱、追求享受、奢靡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风气。这种状况如不扭转，则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将会遇到挫折，共产党人的千秋大业将得不到保障。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从严治党是非常及时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只有净化党的队伍，净化共产党人的灵魂，整肃党的纪律，改善党的风气，才能恢复党的战斗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稳定、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决条件，而党的战斗力和在人民中的威信则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建立一个有信仰、有理想、有战斗力、风清气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共产党队伍是成就千秋大业的需要。

　　习近平主席关于从严治党的系列讲话，深刻阐述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共产党人手中权力是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原理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虽然今天没有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即公务员只能拿工人的工资，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我们通常说“人民公仆”就是这个意思，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主仆”的位置往往被颠倒了。

　　当前，党内正进行“三严三实”教育，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既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11]，这个要求并不是过高了，而是一般的要求，中国传统美德提倡的为人之道不过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从严治党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出发，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比如“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原则，“发挥人民监督作用”的原则等等。

　　从列宁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建立一套制度来防止官僚主义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列宁当时设想最多的是利用人民监督的办法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和党的战斗力，苏联共产党在践行列宁建党学说方面没有解决有效监督问题，没有杜绝共产党领导人和管理者的腐败，是官僚主义使人民疏远苏共，是腐败使苏共被人民抛弃，苏联人民不再认为共产党是自己利益的代表者。

　　习近平主席在阐述从严治党问题时强调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12]用制度保证官员不敢腐败，不能腐败，是一个大课题，解决这个课题将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最伟大贡献。

　　人民监督则是建立有效监督机制的最佳思路，习近平主席说：“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13]在“7•1”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们当家做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14]有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共产党就无往而不胜。这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的人民立场。

　　中国共产党在95年的发展中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解决了战争和革命问题，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又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成功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和走向世界问题，如今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界的尊重与赞赏。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从严治党，整肃纲纪，解决自身建设问题，“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戴，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7年是伟大十月革命100周年。十月革命的故乡已经发生剧变，这个历史教训会给我们珍贵的启迪，只要我们在从严治党的道路上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勇往直前。

　　注释：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3页。

　　[2]《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10页。

　　[3]同上，第154页。

　　[4]《列宁选集》第2版第33卷，第205页。

　　[5]《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770页。

　　[6]《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91页。

　　[7]《列宁选集》第2版第52卷，第300页。

　　[8]参见《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81页。

　　[9]转引自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росспэн，москва，2014， с.402－404.

　　[10]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时，苏共有1900万党员，1990～1991年有500多万党员退党。

　　[11]《习近平就从严治党提出8点要求》，新华网，2014年10月8日。

　　[12]《习近平就从严治党提出8点要求》，新华网，2014年10月8日。

　　[13]同上。

　　[1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责任编辑　张昊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