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会宗教经济演变（988~1917年）-凯发官网入口

　　【内容提要】本文用俄罗斯传媒最新发表的档案资料，对十月革命前900多年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经济进行综合地深入研究和梳理，论述了东正教宗教经济是如何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宗教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争夺和斗争；国家又如何战胜教会；宗教经济对国家起着怎样的作用等等，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在理论上作了初步的总结。俄国的宗教经济，无论在旧俄国还是后来的苏联，都曾对国家农业生产起着相当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关键词】俄罗斯;十月革命;东正教会;宗教经济

　　【作者简介】雷丽平，1961年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长春130012）

　　 

一 俄国东正教会最初500年的宗教经济（988~1480）

　　东正教于公元988年被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980~1015在位）引入俄国，在最初的500年，它经历了俄国历史中的两个时期——基辅罗斯时期和蒙古统治时期。在基辅罗斯时期，东正教主要是在罗斯的上层社会传播发展；在蒙古统治的两个半世纪中，东正教逐步深入到罗斯社会下层，逐渐取代了原来民间的多神教信仰，结束了所谓的“双重信仰”时期，此时东正教才真正成为掌握绝大多数民众的“国教”。

　　俄国东正教的发展壮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会（教堂、修道院）数量和掌握的教徒数量的增加；二是教会经济实力的增长。教会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表现，是修道院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教区经济实力的增长。俄国东正教会发展壮大的重要标志，是它的经济实力的扩大和增长。

　　俄国东正教是从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引进的。最初来到罗斯的各级神甫，从都主教、大主教、主教到普通神甫都是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教会派来的。“在基辅罗斯，不仅最初的所有主教都是希腊人，而且最初的所有神甫和修道院也都是希腊人。”[1]据拜占庭编年史记载，在拜占庭基督教进入罗斯之前，君士坦丁堡教区的教士“不计其数”，多数教士没有神职岗位，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当俄罗斯成为君士坦丁堡辖区内一个新教区时，一支支初具规模的“启蒙者”和“圣徒”团队便从拜占庭教会的储备库里蜂拥而出。当他们来到罗斯时，虽然打着“圣徒”的旗帜，其实是一个个身无分文的乞丐。

　　因此，经济上的贪得无厌便是所有赴俄国的希腊神甫的主要特征。这种贪婪成为俄国东正教会最初时期财富急剧增长的主要动因。

　　大公为巩固自己的政权，极力拉拢教会，他们为刚来到的希腊神甫修建了第一批教堂，并把自己收入的1/10捐给教会的教士们，让他们有立足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基地。如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受洗后，首先在基辅建立了圣母教堂，并将自己从庄园和城市获得收入的1/10捐献出来作为教堂的生活费用，所以这个教堂就被称为“什一教堂”[1]。

　　到弗拉基米尔的儿子雅罗斯拉夫（1019~1054在位）时期，东正教会已形成很大的组织系统和经济上的谋利系统。东正教不仅在重要的城市中建立第一批主教区，而且还建立了一批很有名的大教堂和修道院。罗斯的修道院是在雅罗斯拉夫当政的后期陆续修建的，此时教堂和修道院也已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庄园和农民。这时期教会在经济上获取财富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主要方式包括：（1）从王公、贵族、领主那里领取赏赐，赏赐包括土地、山川、河流、湖泊、森林、庄园、城邑以及各种金银财宝等等；（2）征收“什一税；（3）征收诉讼费；（4）征收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费；（5）收取委任神职人员费；（6）收取礼拜的圣礼费；（7）收取各种罚金（行为不端犯事、犯罪、偷盗、打架斗殴、家庭暴力等）；（8）建立各种商业机构谋利；（9）放高利贷[3]。此外，教会还制造各种“理论来欺骗群众谋利。如他们宣传说，人死后灵魂的命运不仅取决于生前做过哪些事，还取决于死后活人为死人进行什么样的祈祷。他们说，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进行的祈祷结果是不一样的，找修道士（黑袍教士）祈祷，要比教堂白衣教士祈祷的能更快地被上帝听到。由于对祈祷仪式划分了等级，人们便纷纷到修道院找黑袍教士做祈祷。其结果是教会增建了许多追荐亡灵的修道院，获取暴利。当时还盛行从拜占庭传入的法律，即凡死者无子女又未立遗嘱，其人死后要将遗产的1/3至1/2捐给教会以便追荐亡灵。这一法律的实施使许多王公、贵族，也包括有地农民，死后要把相当数量的土地、财产和农奴捐献给教会，加速了教会实力更快地增长。 修道院经济是俄国教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修道院经济、尤其是修道院经济已形成独立经营管理的修道院式的农业庄园王国，甚至不受都主教区或后来的牧首区的控制。俄国的修道院是在“罗斯受洗”后约半个世纪陆续出现的。最早出现的修道院有两种类型：其一是由早期的“圣徒”创建，具有民间修道院性质；其二是由王公出资兴建，具有王公家族修道院性质。

　　第一种类型的修道院，最具代表性的是基辅洞窟修道院，它由创建人“圣徒”安东尼于公元1051年创建。这里不仅是俄罗斯修道制度的最早创立者，也是俄罗斯早期文化研究中心，俄国最早的学者如伊拉里昂和涅斯托尔（《往年纪事》的作者）都是在这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因此，洞窟修道院不仅是俄国最早的文化科研基地，也是俄国最早的教会农业劳动模式和教会经济管理模式的开创者、应用者和引领者。修道院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宗教欺骗。如劝说人们相信这样的“理论”：凡死后葬入修道院的人，死后能得到宽恕而灵魂升天。这就导致许多王公、贵族和其他有钱人死后都把土地、财产捐给修道院，以求葬身修道院，灵魂升天。这些“理论”为修道院土地和财富的急剧积累和膨胀制造了人为条件。

　　第二种类型的修道院，是王公出资修建，并供给最初的生活和生产费用。第一批这样的修道院建于11世纪后半期和12世纪前半期[4]，据е.е.голубин统计，在蒙古入侵前，罗斯共有70个修道院[5]。而《俄国教会史》记载，从988年到1240年共建有116个修道院[6]。它们主要分布在古罗斯的商路两侧[7]。其中在普斯科夫有4个，切尔尼哥罗德有3个，波洛茨克有4个，斯摩棱斯克有5个，加利奇有3个，梁赞有2个，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有14个，罗斯托夫有8个。它们都是在封建割据时期由各国王公所建[8]。

　　到蒙古入侵之前，俄国修道院基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形成。在蒙古统治时期，又修建了276个修道院[9]。修道院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果说修道院最初的经济收入主要是依靠王公的捐助，即“什一税”来维持经济的运行，到12世纪后半期，由于教会已成为罗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修道院收入的主要来源则是以土地收入为核心的农业经济。罗斯教会和修道院征收的“什一税”，是王公和波雅尔贵族向教堂和修道院捐赠的最初形式。罗斯教会的“什一税”，分为税收什一税、审判什一税、商业什一税，其中税收什一税是教会收入的主要来源[10]。

　　到13世纪以后，修道院的主要剥削形式通过大批的土地占有剥削这些土地上的领地农民。苏联史学家м. н.齐赫米洛夫认为：“尽管修道院乐于接受王公和波雅尔的捐赠，但需要的财富及其政治地位的形成不在于这些捐赠，而在于封建土地占有制。”[11]修道院敛财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利用手中的司法权收取赎金和罚金；放高利贷；从事粮食、食盐等专利贸易，牟取商业利益以及经营商店、手工业作坊、货栈等牟取利益等等[12]。

　　13世纪30~40年代，蒙古骑兵的入侵曾给罗斯的教会经济带来灾难，首先是宗教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一些教士被赶到国外或是被迫逃亡，一些教士被杀戮。在都主教约瑟夫逃走后，“此后几十年当中，罗斯没有希腊神甫”[13]。当蒙古人统治确立之后，很快意识到东正教会对蒙古统治的重要作用，开始对东正教实行宽容政策。13世纪50年代，蒙古统治者给予了东正教会免税特权；1267年蒙古可汗又向东正教会颁布特许状，不仅免去教会贡赋，还规定教会各种不动产，也包括教士人身不得侵犯，免去教士劳役等。这就为蒙古统治时期教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了比以前更好的条件。在蒙古统治的13~14世纪，罗斯的各公国共修建了180个新的修道院，这时期在修道院还产生了一个新的职称——修士大司祭，这是对修士特别恩惠的最高职称[14]。

二 莫斯科公国之后400多年的宗教经济（1480~1917）

　　莫斯科公国的强大，在罗斯摆脱蒙古殖民统治（1480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就开始了。莫斯科于1147年建城，到大公伊凡·卡利达（1325~1341在位）时期开始强大。1326年由于莫斯科成为罗斯的政治中心，东正教都主教驻节地也由弗拉基米尔迁至莫斯科。1380年，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1359~1389在位）在库里科沃草原上大败蒙古军队，标志莫斯科的强大已势不可挡。

　　蒙古统治之下的莫斯科公国强大的过程，自始至终都得到俄国东正教会的支持。教会支持国家过程中也得到很多经济特权。包括商业贸易免税权和开放市场权等。当时在经济上已非常强大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和索洛维茨修道院等，都利用这种免税权，每年进行大规模的食盐贸易和其他贸易，大公还准许修道院向它辖区的商人和农民征税。有些修道院则通过开设市场赚钱，教会利用王公给予的特权大大壮大了自己的经济实力。

　　瓦西里二世（1425~1462在位）是摆脱蒙古统治前最后一位大公，他在位时已非常重视东正教会在国家中的作用。1439年，整个基督教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会议，通过东西方教会合并的决议，并确立罗马教皇在东西方教会中的首席地位。这就意味着东方教会已沦为从属地位。此后，莫斯科大公决心让俄罗斯教会独立自主，摆脱君士坦丁堡的控制。1448年，莫斯科召开地方会议，选举了俄罗斯人约纳为“莫斯科和全俄罗斯都主教”。瓦西里二世使俄罗斯东正教会实现了独立自主。1453年拜占庭帝国灭亡，莫斯科东正教会当然地成为东正教世界的首脑。

　　伊凡三世（1462~1505在位）时期，俄罗斯彻底摆脱了蒙古统治，莫斯科公国也成为真正的统一国家，伊凡三世则成为统一国家的“君主”。到伊凡四世（1533~1584在位）时期，莫斯科国家进一步强大，开始向周围扩张，伊凡四世开始自称“沙皇”。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俄罗斯东正教会和教会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教会经济的基本格局也开始定型。据都主教马卡里在他的《俄国教会史》中披露，俄国的修道院，988~1240年间共有116个，1240~1480年又修建了286个修道院，从1448~16世纪末修道院又新增了486个[15]。它象征着教会经济进入真正的成熟期。东正教最大的一些修道院，如基里尔—白湖修道院、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索洛维茨修道院等，已据有庞大的世袭领地，成为最大的农业庄园。这些庄园用教会特有的方式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堪称当时俄国农业经济的典范。例如，16世纪的基里尔—白湖修道院，已建立起很先进的农业灌溉系统，开通了水渠，铺设了很先进的灌溉管道。还有一些修道院招募了手工工匠以保障修道士们生活和生产的需要[16]。

　　16世纪中期，全俄大约1/3的可耕地归东正教会所有，其中绝大部分为修道院占有。16世纪60年代，约瑟夫—沃洛考拉姆斯基修道院占有土地3万俄亩以上，基里尔白湖修道院占地1.3~1.96万俄亩及23个大村镇、3个中型村镇和数百个村庄。握有巨额资金的修道院还经常收购近郊更多被出卖的土地。此外，它们还用国家的俸禄购买土地。其结果，修道院不仅握有大片的可耕地，还附带毗连的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等以及在这大片土地上耕作的农民[17]。

　　教会大地产的膨胀，侵蚀了国家的财经收入，教会在经济上成为“国中之国”的同时，国家经济则遭受巨额损失。国家如何对待教会土地和资产的过度膨胀，便成为国家对待教会政策中最突出的问题。16世纪末，教会内部爆发约瑟夫派与禁欲派的冲突，争论的焦点是修道院是否应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以沃洛考拉姆斯基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斯基为首的约瑟夫派，坚持认为教会和修道院应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以尼尔·索尔斯基为首的禁欲派，反对修道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产，他们认为“靠用强力剥夺别人劳动而聚集起来的”一切财产对修道士来说是“致命的毒药”，修道士“应该以自己的双手劳动为生”，应该清心寡欲地修炼。支持这一派的有大部分波雅尔贵族和广大的农民。这次教会内部两派的斗争在俄国教会史上影响很大。伊凡三世大公政权最初也支持禁欲派的主张，这与他很想没收实力雄厚的修道院地产的想法完全一致。但约瑟夫派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在政治上又不断作出阴谋诡计，迫使伊凡三世不得不转而支持约瑟夫派。在1488年和1490年两次宗教会议上，主张修道士应过禁欲生活的禁欲派被打成异端，修道院应该占有土地和财产的主张被合法化。约瑟夫派的胜利为教会和修道院财产的继续膨胀取得了政治保障。

　　伊凡四世执政后，大公（1547年正式称“沙皇”）又提出了修道院土地国有化问题。1550年他颁布了涉及修道院和主教豁免权的第一个官方法令，要求高级神职人员府第和修道院周围形成的新村镇要与城市居民一样“依法”纳税。但1551年的宗教会议准许了教会保留领地权，只是其土地扩张要受到严格限制。由于1551年宗教会议中约瑟夫派主教团的强大，最后伊凡四世也只能与教会达成妥协：所有的与教会的土地交易要通过领地衙门；波雅尔和农民（包括他们的子孙）因欠债而被修道院吞并的土地要归还；《百条决议》出台前教徒捐赠的世袭领地归修道院所有，《百条决议》颁布之后这类的捐赠要通过沙皇批准；不经批准修道院不得接受任何捐赠的世袭领地。这次宗教会议还宣布，已被确认的修道院的土地永远不得收归国有[18]。1580年召开的宗教会议，对修道院占有土地又有了进一步限制，规定拥有世袭领地的高级僧侣和修道士，不得向职员购买土地，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的”强占或扩充自己的领地。

　　从伊凡三世到伊凡四世这一个半世纪中，既是教会地产大扩充时期，也是国家与教会在地产争夺中的第一回合较量的结果，是以相互妥协告终。

　　从伊凡雷帝王朝结束到彼得大帝继位（1584~1689）约100年时间，是俄国政治大动荡时期。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1613~1645在位），因其父（菲拉列特）任俄国东正教大牧首，又是“大君主”，与皇位并列，这位沙皇不可能对教会采取限制措施。一是1649年出台的法典，明令规定禁止向修道院捐赠世袭领地以追荐亡灵；二是1650年国家开始组建修道院衙门，该机构最初重点是要收回教会掌管的教会领域的司法权，进而剥夺教会的经济权，但修道院衙门在尼康宗教改革之后的1667年为平息教会的不满而被取消。

　　彼得一世（1689~1725在位）继位后，据я·е·瓦达尔斯基统计，1700年俄国1 153个修道院中，有619个修道院拥有农奴[19]。彼得一世执政后，他对俄国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其中包括宗教改革。18世纪20年代之前，重点是进行宗教经济改革，即限制和剥夺教会的财富和地产、限制教会过多的干涉政权；20年代之后，重点是对教会进行政治改革。对教会的经济改革，主要是重开修道院衙门，并扩大它的职能和权限。1701年重新恢复的修道院衙门，把教会所有的行政的、经济的权力全部从牧首公署（后被解散）转移到修道院衙门。国家只把这些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教士的俸禄和办公经费等返给教会。实际上是把教会一切收入尽数剥夺。彼得剥夺教会财产的理由是：既然修道士们没有遵循古代传统并实践自己的诺言，没有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乞丐，而恰恰相反，却坐收他人的劳动成果，就应该由修道院衙门来管理他们的收入和分配。新成立的这一机构宣布，没有沙皇和主教公会的同意，不得新建修道院，已有的要合并。通过这些措施，国家掌握了教会全部经济大权[20]。

　　彼得一世宗教改革的政治部分，主要是取消牧首制，建立主教公会体制。这一改革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著名的。1721年1月25日，彼得颁布诏书和《宗教章程》，取消教会的首领大牧首，由沙皇彼得出任“最高牧首”。取消大牧首的同时，也取消了牧首公署，代之主教公会管理教会。主教公会成员由沙皇在高级主教中选聘。同时决定，第一，由沙皇任命主教公会总监，由世俗官员担任，他是沙皇领导教会的全权代表；第二，自主教公会建立起，废除修道院衙门，由主教公会代之，而主教公会的大事由公会总监来决定。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和财富的管理权实际上不是由主教公会决定，而是由主教公会总监决定一切。总监之下设总监办公厅。

　　彼得的宗教改革就是把教会变成国家机关，教会全部由国家即沙皇来管辖，其中教会的财富和土地实际上也是由国家管理。国家可以剥夺任何的教会土地，或让它们保留在教会。

　　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是彼得之后另一位大规模剥夺教会土地和财产的沙皇。1764年2月26日，女皇颁布彻底剥夺教会财产诏书，这次行动使国家每年获得150万（旧）卢布的增收。其中的46万女皇用于教会机关费用，25万用于残废人养老金，80万归国家支配。原登记在教会名下的91万男性农奴转为国有农民，他们归一个新设立的机构——经济院管辖，故称“经济农”[21]。

　　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东正教对国家经济上的对抗能力基本消失，教会也失去了对抗国家的物质基础。当时神职人员的薪水都由国家支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类似于国家雇员。在国家编制表中的地方教会和教堂的数目也大为减少。未列国家编制表的神职人员，其生活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土地划给每个地方教会不多（平均约33俄亩）；二是操办圣礼所得的收入；三是广大教徒的捐赠。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在位）以后的教会，虽然仍是帝国维持统治的精神支柱，但其在经济上与国家抗衡的能力已基本消失，教会依附于国家。其标志之一就是主教公会总监的权力越来越大，处于沙皇一人之下，教会的万人之上。总监的办公厅已完全取代主教公会办公厅，高级教士要定期向总监办公厅汇报工作。到尼古拉一世（1825~1855在位）时期，主教公会总监一般可列席大臣委员会或国务会议，再后来则成为大臣委员会的成员。从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在位到尼古拉二世（1894~1917在位），俄罗斯曾出现两个最“著名”、也是最保守反动的主教公会总监：一个是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д·а·托尔斯泰（1865~1880在职），另一个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前期的к· п·波别多诺斯采夫（1880—1905在职）。他们牢牢地控制俄国教会，也牢牢地控制俄国的教育和国民思想。

　　19世纪80~90年代，俄国的修道院都可以设立由其资助的教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仅圣彼得堡的修女院就有500名修女和700名学生。有的修道院附近还有附属男童技工学校，比如培养钳工、木工、皮革匠等技术人员[22]。

　　虽然经过了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教会土地和财产大规模的剥夺，但到1917年之前，教会仍保留相当可观的地产。据统计，到1915年之前，在俄国50个省中，教会占有土地达190万俄亩， 30万俄亩归神职人员私人占有。除土地外，教会还拥有不少商业企业和有利可赚的店铺以及大量的财产和金银珠宝、资金。到19世纪末，主教公会每年向东正教神职人员发放700万卢布的薪饷，而国库则发放1 800万卢布给教会作各种使用。此外，教会还能取得数目不菲的捐款；还能从教堂土地、财产征税以及从银行存款等方面得到各种收入[23]。列宁在看到这些数字时指出，银行最大的储户是教会，它的存款数额达4 600万卢布[24]。教会这些巨额收入，绝大多数都流进了上层神职人员的腰包。占神职人员绝大多数的下层，他们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祭祀仪式、捐赠来得到收入。农村的神职人员甚至要依靠自己耕种教堂土地的收入来维持生活[25]。

　　十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会这个庞大的组织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神职人员，二是广大教徒。神职人员也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修道院僧侣，亦称黑袍教士或黑神品，他们不准结婚，可升任主教。16~17世纪时，教堂僧侣由教士和教堂服务人员（执事、工友等）组成[26]。在彼得一世取消牧首制时期（1721~1918），最高职位是主教成员。各级神职人员是东正教会组织中的主体，是东正教宗教思想和宗教路线的执行者。

　　广大教徒是一个无组织的、分散的庞大群体，靠共同的信仰来维持组织的统一。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的东正教徒约为1.15~1.25亿（几乎占帝国居民的70%，俄罗斯人的100%）。这个教会还有大小教堂7.8万座（19世纪末为7万座），神职人员12万人（19世纪末为10万人），主教共130万人，修道院和隐修院1 253座（19世纪末为697座），修道士9.5万人，还有57所神学进修班和4所神学院[27]。

　　在整个俄国东正教会组织系统中，修道院（尤其是大修道院）是最大的财富持有者；在宗教财富私人占有者中，高级教士（黑袍教士）是主要财富持有者。

三 对十月革命前俄国东正教会宗教经济演变的评论

　　1.东正教进入俄罗斯后，其宗教经济实力在十月革命前的900多年历史进程中，总的趋势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但这个发展前后两个阶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俄罗斯东正教宗教活动的发展，是不断剥夺或剥削俄国各阶层居民的结果。此外，也存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俄国修道院经济在发展的初期（尤其在14~16世纪），都垦殖了大量的禁地，尤其在东北罗斯更是如此。в. о.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生活的严酷、奉献的光荣吸引神职人员和修道院像农民一样砍伐森林，建立村庄，进行广泛的拓殖活动。”[28]除垦殖荒地外，修道院还建立一整套的类似庄园经济的农业耕作制度和比较先进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对宗教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的作用，也起到了引领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垦殖的荒地在修道院经济发展的前期，占有相当的比重。如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1536~1537年间，因垦殖荒地出现了6个新村庄和9个新开屯[29]。

　　2.俄国东正教宗教经济，在最初的500年发展中，它发展的基础（土地、资金、劳力）主要来自王公、贵族阶层的捐赠。这为宗教经济的最初发展打开基础。不能否认的是，王公贵族的慷慨捐赠，完全是因为自己的欺骗宣传，即这些人想在今世做更多好事以图来世灵魂升入天堂。但从这种捐赠行为的后果看，土地和农民从王公、贵族手中转入教会（主要是修道院），对整个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教会的农业管理方式更先进一些，农民对宗教的虔诚更愿为上帝多作贡献，因而劳动积极性高。但对国家的财政收入会产生重要影响，因为教会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农民不向国家纳税。

　　在第一个阶段的500年中，政教关系显著的特点是国家（大公政权）与教会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和争夺不很激烈，当时教会的地产还不够丰厚，国家（当时各地封建王公处于分裂状态）不够强大，尤其在蒙古统治下的各小国都力求教会的支持，因此各王公都没有发生对教会地产和财富进行剥夺的现象。即在第一阶段，王公政权与东正教会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国家与教会的经济矛盾并非尖锐。

　　3.在第二阶段的400多年中，莫斯科公国作为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并逐渐强大，强大的专制政权不仅在政治上把教会变成国家的附庸，在经济上也必然要求教会从属于国家，不能成为“国中之国”，成为独立经济体系。因为教会经济的强大严重影响了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样国家与教会对地产和地产上的农民的争夺日趋激化。从伊凡四世开始，经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国家对教会经济（主要是地产）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剥夺（国有化），终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结束了这场争斗。1764年2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宣布将教会财产国有化。女皇在宗教会议上对僧侣们说：“你们的职责是管理教堂，履行圣礼，传经布道，保护信仰，进行祷告和禁欲……，你们是圣徒的继承人，上帝嘱托圣徒教诲人们蔑视财富，圣徒自己就很富，圣徒的天国并非来自人世……你们懂得我说的话吗？这一真理我是从农民的嘴里听到的……你们怎么能够，怎么敢于占有无数的财富……假如你们是我最忠实的臣民，那么就把你们用不当手段所占有的一切，马上归还国家。”[30]叶卡捷琳娜把原属于教会的91万农民转归国家所有，并把没收的大片土地赏给亲近贵族。

　　经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强有力地剥夺之后，教会的土地和财富都大为减少，很多修道院也被取缔或合并。据统计，彼得时代的1700年，俄国有修道院1 153所，其中男修道院为924个，女修道院229个[31]。到叶卡捷琳娜时代的1764年，就只剩下387个。修道院男修士的数量，也由1701年的约25万人减少到1764年的约5千人[32]。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教会的经济实力虽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遭到重创，但并不是毁灭。在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后的100多年中，东正教会经济仍在缓慢地发展，到十月革命前，东正教会仍握有大片土地和各种财富，是俄罗斯帝国中最大的财富占有集团。

　　东正教会经济的演变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通过对信仰者的生产、消费概念的影响虽然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所具有的积极性和消极性都对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文系吉林大学哲学社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俄国赶超现代化（18~20世纪）”（项目编号：2008td005）、吉林省社科基金“俄罗斯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研究”（项目编号：2011b04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斯大林与赫鲁晓夫时代政教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bss03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向祖文）

　　注释：

　　[1]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汗国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3、38页。

　　[2]尼·米·尼科利斯基：《俄国汗国史》，第33、38页。

　　[3]参见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48页。

　　[4]синицына н. в. 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ⅺ—ⅹⅹ века），м.2002.с.51，283，563.

　　[5]голубин е.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1997. т.1.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с.508.

　　[6]макарий（булгаков），мтр.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1995. кн.3. с.668.

　　[7]смолич и. к. росское монашество 988~1917.м.1999.с.28.

　　[8]синицына н. в. 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ⅺ—ⅹⅹ века），м.2002.с.51，283，563.

　　[9]макарий（булгаков），мтр.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м.，.1995. кн.3. с.650.

　　[10]щапов я. 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ⅹ—ⅹⅲвв.м.1989.с.77，161~163.

　　[11]будовниц и. у. монастыри на руси и бориба крестьян с ними в ⅹⅳ—ⅹⅵ вв. м.1966. с.82.

　　[12]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42页。

　　[13]同上。

　　[14]щапов я. н.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рковь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ⅹ—ⅹⅲвв.м.1989.с.77；с.161~163.

　　[15]макарий（булгаков）митр.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церкви ，2—е изд. м.1996. кн.4. прил. с.359~385.

　　[16]шмелев г.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её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эканомика до и после 1917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г. ⅱ.

　　[17]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ⅹⅳ—ⅹⅴвв. ч.ⅱ，м.1953. с.39~40.

　　[18]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9页。

　　[19]вадарский я﹒е﹒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 вехи истории. м,. с.529.

　　[20]шмелев г.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её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эканомика до и после 1917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3. г. ⅱ.

　　[21]曹维安：《俄国史新论》，第152、159页。

　　[22]вадарский я.е.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вехи истории. м., с.529.лелин в. и . псс . т.6. с.282.

　　[23]синицына н﹒в﹒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ше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ⅹⅰ—ⅹⅹвека) м.，с.270.

　　[24]шмелев г. м.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её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эканомика до и после 1917года.//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3. г. ⅱ.

　　[25]лелин в. и . псс . т.6. с.282.

　　[26]посошков и . т . книга о скудостии багатстве . м.1951. с.34,37~38.

　　[27]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28]шкальвский м . в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при сталине и хрущеве. крутицкое патриаршее подворье обшество любителей церкови в ной истории . м .2000. с.67； поспеловский д . в . 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ⅹⅹвека. с.35.

　　[29]ключвский в.о.курс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м.1957.ч.2. с.247~249.

　　[30]ивана л . 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освоение земль руссии в ⅹⅵв. лениград，1985г. с.40.

　　[31]вадарский я﹒е﹒русское православие : вехи истории. м,. с.529.

　　[32]синицына н. в. монашество и монастыри в россии（ⅺ—ⅹⅹ века），м.2002.с.51，283，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