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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及当代意义
李建国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 2017年04月11日

  [内容提要]在苏东剧变进行过程中,福山以黑格尔“历史终结”的话语,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是人类社会的最后形态。福山并没有真正彻底地把握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思想精髓。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终结”指的是绝对精神在实现其自由本性的过程中发展到“老年时代”,即实现了个体主观自由与共同体客观自由的统一。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原则的提出与原则的实现还不能等同。马克思对启蒙思想家们企图把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等同于“历史的终结”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指出自由竞争从本质上讲是资本间的自由竞争,而这种自由竞争本身就是一种限制:一方面,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另一方面,劳动者自主性的活动得不到自由的发挥。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扬弃。

  [关键词]马克思;“历史终结论”;自由;资本主义;

  [分类号] d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6505(2017) 02-0051-06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实践的时代,与之相应的是,按照美国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的说法,“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而当代中国也正顺应这一世界潮流,遵循马克思所教导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史的过程,在经济体制运行上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否则,我们就仍将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当今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尊重与保障市场经济所诉求的人权原则已不可避免。但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在经济运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改革取向不能也不应该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因而,市场经济所衍生的形式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应是我们必须关注的,同时也应是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才能保障人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否则,我们的改革就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的“邪路”。“老路”与“邪路”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当今中国人的意识世界里,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终结论”及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观”之间的紧张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一、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 

  (一)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基本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以黑格尔“历史终结”的口吻宣布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已走向完成,自由民主是“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的‘理念’已不能再改良了”。[2]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读懂黑格尔关于“历史终结”的哲学实质。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终结”实质上是指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一种个体主观自由与共同体客观自由和谐统一的运动状态。自由作为绝对精神的本性,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具体而言,世界历史表现为“自由”的意识发展逻辑进程:最初是自由的“精神”汨没于“自然”之中;其次是“精神”从“自然”中分离出来达到特殊的自由形式;最后是特殊的自由的形式上升到纯粹的普遍性。在其中,隐藏着“理性的狡计”,即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等这些“非理性”的东西作为“自由观念”实现自己的工具,主观上表达和满足了自身的欲望和目的,客观上却完成和表达了历史理性赋予的使命,而自己却全然不知,甚至常受到伤害。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实质上是精神外化自己从而变成现实存在的场所,“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3]。

  在黑格尔那里,从自然中分离出来的特殊的自由意识的进展是以特定的民族与国家作为担当者的。“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4]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黑格尔从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与国家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不同阶段的担当者来考察自由的发展历程。在他看来,当一个民族与国家能够担当起自由意识发展的某一必然环节的重担时,它就是幸运与光荣的,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就占有统治的地位,但是,它仅仅是自由实现过程中一个阶段的担当者,在它完成其历史任务并日渐衰颓灭亡时,“精神过渡到了那个更高原则,而另一个民族获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5]。基于此,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各个阶段形象地比喻为人生:东方世界可以看做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各个人被看做是无足轻重的,对前者只有信仰 与服从。希腊世界可以看做是“历史的青年时 代”,渐有个性的形成。罗马世界可以看做是历 史的“壮年时代”,各个人为了自身的特殊利益而 形成普遍利益,个人人格与权利被承认。日耳曼 世界则可以看做是历史的“老年时代”,普遍的精 神原则与特殊的世俗原则、客观意志与主观意志、 共同体与个体得到了和解。黑格尔强调指出: “自然界的‘老年时代’是衰弱不振的; 但是‘精 神’的‘老年时代’却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这时 期它和自己又重新回到统一,但是以‘精神’的身 份重新回到统一。” [6]也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讲道: “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 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7]

  ( 二) 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实质 

  然而,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老年时代” 的完满成熟只是哲学形态的,但是,在现实生活的 世界里,黑格尔并不认为“自由精神的原则”已经 完全地实现于“新时代”,原则的提出与原则的实 现是有区别的。“原则之为原则,和这一个原则 的应用,那就是把它介绍实施于‘精神’和‘生命’ 的现实中,那里面所包含的区别,我已经提起诸位 的注意了。这是我们的科学上根本重要的一点, 而且必须从本质上把它牢牢把握在思想中。” [8]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 代。……但这个新世界也正如一个初生儿那样还 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这一点十分要紧,必须牢 牢记住。首先呈现出来的才仅只是它的直接性或 者说它的概念。我们不能说一个建筑物在奠基的 时候就算是已经落成,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对于一 个全体所获得的概念视为是该全体自身。”[9]

  由此看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没有真正 彻底地把握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思想精髓。 而针对福山等人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所宣扬的“历史终结论”,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 ( sean sayers) 就曾在《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中反 驳道 : “各种价值和理想都与经验主义事实相对, 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社会主义不能回避所提出 的这些问题。假如没有出现反对资本主义的运 动、没有创造一种可供选择的社会,假如我们确实 在历史的终结处,那么,马克思主义无疑将被驳 倒。但是,没有任何理由使我们相信情况将会是 这样。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解仍然具有适用性和 启发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理论框架。资本主 义社会仍然被冲突和危机所折磨,并且很清楚的 是,自由市场的灵丹妙药也不能解决前共产主义 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不可能相信这就是历史的 终结,并且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肯定会出现。 这是社会主义的信念,并且正是在目前的这种 ‘信念’中,人们不可能不指出事实存在的这种重 要的力量。但是,这并不能说它是一种盲目的信 念,也不能说它是建立在超越理想基础上的信念。 与此相反,它是这样一种信念——以历史的合理 性为基础的信念——而走向一种更高级社会阶段 的渴望,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想,而且其本身就是现 实的历史运动。”[10]

  二、马克思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 

  ( 一)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本质的分析 

  对于福山式的“历史终结论”,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就曾作过专门的批判 : “断 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 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 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 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11]因此,在马克 思看来,搞清楚什么是自由竞争,既是对资产阶级 先知们对其极力赞美的祛魅,也是对社会主义者 们对其极力诅咒的回应。

  在马克思的视阈中,自由竞争从根本上不是 人的自主的自由个性的实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中资本之间围绕生产与交换从而获得高额利 润的较量,因而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是资本而不 是个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 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 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 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 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纯粹范围内的运动, 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 [12]因此,自由竞争被资产 阶级先知们教条地宣扬,其原因就在于自由竞争 消除了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对资本运动、发展和实 现的限制。“自由竞争是与资本生产过程相适应 的形式。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 现得越纯粹。……自由竞争恰恰只不过是各资本 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资本已不是在属于解体了 的准备阶段的条件中运动,而是在资本本身的条 件中运动。” [13]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自由竞争,马克 思与资产阶级先知们的区别就在于他不是抽象地 谈论,而是始终立足于特定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来还原自由竞争的主体及其内在驱动力。也就是 说,离开了资本以及资本增殖的驱动,就不会存在 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 : “由此也产生出一 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 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 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 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 上的自由发展。”[14]

  ( 二)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分析 

  对于自由和人权,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其 观念形态的把握上,也即反映简单商品交换层面 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而是要 通过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生产关 系与交换关系,来把握其现实形态。马克思认为, 人权与权利“诸如此类的这种概念,只要它们脱 离了作为它们基础的经验的现实,就可以像手套 一样地任意翻弄” [15]。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批判了德国思想家撇开物质利益来谈论自 由主义的做法,他指出 : “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产 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么,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16]马克思追问的结果是,人权体现为资本的生成及 其运动的逻辑,是资本这一物的人格化体现。因 此,人权的表象与本质截然不同,人生而自由与平 等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宪法规定。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条件下,谁占有资本这一“物”,谁就会必 然被赋予人支配人的社会权力。因而,就资本与 劳动的关系来讲,资本就是一种支配与剥削劳动 的社会权力。这样,马克思就把商品交换条件下 的“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规律”基础 上所确立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的 认识深化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条件下的“劳 动 =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 动”[17]基础上的资本对劳动的占有规律。

  三、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 现实展望 

  ( 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当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特 定的生产形式来极力宣扬这种以物的依赖关系为 基础所形成的自由观念的永恒性,而统治阶级又 千方百计地来加以加强、扶植和灌输时,马克思敏 锐地看到,“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 劳动同商品的交换” [18]。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劳动 同商品的交换,既包括劳动同资本之间的交换,目 的是为了获得劳动力的报酬,也包括劳动同一般 商品的交换,目的是为了获得维持劳动者生存所 需要的生活资料。正是由于劳动同商品的交换才 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对立的经济关系, 表现之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另一个 表现则是生产的社会化不断发展与劳动者消费力 不足之间的对立,这两种对立的形式迫使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必须改变,否则,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 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在形成巨大的 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会因财富日益集中在资本 家手中、作为自己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所有者 的劳动者日益贫困而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日益衰 退,从而必然导致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在 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之间 所进行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而言是正义的,因 为它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派生出来的 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但对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是不正义的,因为它是 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对劳动者自由全面发展的 否定。所以,马克思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指出以物 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形成“普遍的社 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 的能力体系” [19]的前提下,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 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 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20]的人的发展 第三种形式创造条件。

   ( 二) 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扬弃 

  马克思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基于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这两个决定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 素来分析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 讲,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导致劳动生产率不 断提高,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因而“使 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 相对地) 耗费在这种创造 上的劳动时间”[21],“于是,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 成了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 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 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发展腾出时 间”[22];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资本主义 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愈来愈替代工人的操作,工人 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因而资本就不再 需要过多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从而必定导致过 剩人口、过剩生产与工人贫困的增加,在这种情况 下,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所导致的以交换 价值为基础的物的依赖性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发生 崩溃,工人必须占有自己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真正来源和资本增殖的奥 妙在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对剩 余劳动的剥削,因此,资本家必然会想方设法从劳 动时间中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工人的剩余劳 动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资本增殖、获取更多财 富。财富来源于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价值的剥削,这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少数资本家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根本不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和剥削,物质和精神极大丰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的个性实现了自由发展,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这样就会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个人就会在多方面得到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余价值的剥削,这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少数资本 家能够获得全面发展,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根本不 可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 会,由于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消灭了阶级和剥 削,物质和精神极大丰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 和谐相处,人的个性实现了自由发展,劳动成为人 们的第一需要,这样就会给所有的人腾出时间,个 人就会在多方面得到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 “自由”的涵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所 言的“自由”,不仅仅是启蒙思想家们所鼓吹的意 志自由及其所派生的政治自由与财产自由,而是 建立在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一种联 合劳动意义上的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的 社会自由。这种自由的实现必然依据的是共产主 义的生产方式。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 个寻求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断消 除社会不合理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从唯物 史观的角度出发,对把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等同 于“历史的终结”的主张进行了批判,说明了资本 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从社会化大 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角度阐明 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四、“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近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世 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后,这些国家获得了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 对自身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感,认为资本主义的价 值观和制度具有优越性和不可超越性,西方是世 界的中心,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发展方向,西方的道 路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西方的价值就是“普世 价值”,西方的意识形态就是普世性的意识形态。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上 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价值”,鼓吹“西方 中心论”,把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和制度 模式化,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和 “普世模式”,对非西方国家实行霸权主义,不断 推销其思想文化和制度模式。20 世纪 90 年代 初,作为美国国务院顾问、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福 山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后,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也就是“共产主义失败论”,宣称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是普世性的人 类政府的最终形式,是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 国民收入增长 12 倍,经济总量增长 15 倍, 2009 年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 历史性跨越, 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表 明,中国仅用了 9 年时间就使国内生产总值翻了 一番,而韩国用了 11 年,日本用了 35 年,美国用 了50 年,英国用了 60 年。对于其他国家需要几 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 间,可以说新中国缔造者们确定的赶超目标正在 逐步成为现实。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世界制造业大国和世界 第一出口大国。从 1978 年到 2012 年,中国的国 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达9. 8%,然而同一历史 时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 8%。1978 年中国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 8%,而到 2012 年 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11. 5%。[23]从国际横向比 较看,不论是持续的时间,还是增长的速度,中国 的高速增长期在这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经济起 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创造了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2008 年至 2012 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 3%,经济的净增量占全球 经济净增量的 29. 8%。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达到7. 8%,经济的净增量占当年全球净增量的 60. 9%。[24] 这一比例远超其他发达经济体,已经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主引擎。所以,苏 东剧变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 义也并没有终结。就在西方精英人士大肆宣扬 “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时候, 2008 年 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这次危机是 1929 年大萧条以来的全球性经济灾难,世界各国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 合作宗旨,面对危机与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最早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8%以上, 对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因其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不断创造 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奇迹,用自身的发展有力地证 伪了福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因为根据福山 的这种理论,当时西方人士比较普遍地认为中国 的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用西方资产 阶级自由民主。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使中国走出了一条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伴随 着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结构平衡稳定的现代化新 路。这就从根本上对福山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 主奉为普遍主义发展路径和“普世价值”的“历史 终结论”进行了证伪。在中国崛起的客观事实面 前, 2009 年 1 月福山表示,人类的思想宝库要为 中国留有一席之地,西方的自由民主可能并不是 历史进化的终点,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还需要进 一步推敲和完善。2012 年福山承认,中国治理方 式是其他国家的范例。[2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 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 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短短 30 多年里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 上的奇迹,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 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历史性课 题,使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了日益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的新中国,近代以来无数国人翘首以盼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展现出了光明前景,使科学 社会主义在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 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成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奇迹, 特别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的绝佳表现,使 许多人认为美国模式已衰落,中国模式正在兴起, 中国模式对于美国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让 西方自由民主的种种“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 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世界贡 献了独具魅力的理论成果、道路选择和制度参考,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和 制度创新的力量。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不遗余 力地向广大发展中国家鼓吹和输出其自由民主制 度,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的这些舶来品最初也是 满怀希望,以为通过移植或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 制度就能够真正走上康庄大道,但最后的结果却 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照搬西 方自由民主制度之后,由于“水土不服”陷入了自 由民主的困境,不仅没能实现国富民强,相反却陷 入了经济大幅下降、民族工业大量倒闭、失业率不 断上升、社会不公加剧、外债增加的怪圈之中。迄 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因为照 搬西方自由民主而实现了繁荣稳定。照搬西方自 由民主常常会导致国家党派纷争不断,政局动荡 不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不能再迷 信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和“普世模式”,它 根本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广大发 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社会发展背景十分相似,面临 着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共同课题。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成功让广大发展中国家看到了独立自 主走自己道路也能成为强国的希望。三是中国在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发挥了 中流砥柱的作用,极大地鼓舞了越南、朝鲜、古巴 和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正因如此,国外有学者 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为社会主义注入了生命力。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代表人类的美好理想,也 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更不意味着人类 历史的终结,它是一个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并 存的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一方 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 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肯定资 本主义成就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判处了资本主义 的死刑,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指出了资本主义 社会在人类历史上的过渡性,揭示了资本主义社 会终将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注释: 

  [1][美]路易斯·亨金《权利的时代》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页。

  [2][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5][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4页。

  [6][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8][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9][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7页。

  [10][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3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1卷第4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第215 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0 卷第192 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0 卷第105 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0 卷第107 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0 卷第108 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1 卷第101 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版第31 卷第103 页。

  [23]国家统计局报告《改革开放铸辉煌经济发展谱新篇——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载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

  [24] 刘丽娜、韩墨、谢鹏《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大贡献》,载于《求 是》 2013 年第20 期。

  [25][美]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治理方式是其他国家的范例》,载于《求是》2013年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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