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如何提升思想创新成果的传播效果是智库发展的一项重大课题。
提升智库思想创新能力
智库作为政策与战略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咨询机构，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日前召开的“后疫情时代的智库建设与舆论传播”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严金明谈到，思想创新和舆论传播是智库发展的重要两翼，舆论传播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智库作为思想创新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议程设定和舆论引导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表示，智库是国家战略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提升我国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思想成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提出，智库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密集型组织，通过思想创新、舆论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协商、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谈到，对国际话语权的阐释应从“定义权”“解释权”“动员权”三个维度加以深化。定义权是一个国家或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解释权可理解为关系生产能力，是展现中国融入世界和全球发展息息相关的能力；动员权是行动生产能力，即能够让我们的传播内容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能力。
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战略任务，中国智库需要发挥联通世界的桥梁作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中国智库应当具备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站在捍卫国家权益的前沿，站在国家战略的前沿，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交流对话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
发挥媒体和智库合作优势
当今时代下，中国需要有一批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媒体和智库，建构起与中国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走出一条新型的媒体和智库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环球时报》副总编辑谢戎彬表示，扁平化和去中心化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质，碎片化、轻阅读、强互动、定制化特征使得读者由受众向用户转变，着力于信息深度加工和解读的媒体与智库合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当前，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着传媒的生态。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总编辑李莉娟认为，当前主导的传播模式已经从原来的大众传播发展为“多位一体”的共创传播，社交媒体成为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主战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需要中国智库发出清晰的声音、深刻的见解、权威的信息，将专业话语转化成通俗话语，把抽象的理念、概念、观念转化成视觉语言，让中国声音在海外被更好地听到。凤凰网总编辑邹明提出，我国智库的内容建设和话语传播需要努力培育具有国际ip效应的文化产品；构建具有国际效应的年度论坛，吸纳全球精英参与交流；要重视新媒体平台“短、平、快”的特点，充分利用“名人效应”来扩大影响力，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型“大v”，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智慧。
提升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
中国智库建设需要从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多维度持续发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中国智库应发表更多高质量中英文论文；改变过于依赖传统媒体的现状，提升运用新媒体的能力；进一步拓宽国际发声渠道，跨越信息鸿沟；新时代的智库建设应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智库生存生态。
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当加快智库建设步伐。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李斌谈到，中国智库的数量虽已攀升至全球第二，但国际影响力和思想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亟须提质增效。中国的智库建设需要聚焦重大战略问题，增强战略性和针对性；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判，增强前瞻性；加强智库调查研究能力，提升政策分析能力，使智库的研究成果更具参考性。南京大学中国智库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李刚认为，智库是具备理论创新、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功能的非营利性机构。从中国国情出发，关注和服务基层治理，大力发展公益性的社会智库，重视重心下移和增量布局，在法律法规的规制下发展“思想市场”，这些都是后疫情时代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应坚持国际比较和本土研究并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朱旭峰认为，中国智库需要构建国家品牌，培养“以受众为中心”的意识，避免盲目顺从西方的评判和发表标准。构建中国智库的话语体系，需要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找准中国学派在当今世界的定位；提升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讲好中国故事。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提出，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大胆引进和培养一批政治可靠、精于国际传播的高水平人才；需要智库与媒体合作共建，打造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理论性话语平台；打造熟悉国际组织规则程序、参与制定全球治理规则和规则性话语的沟通平台；打造学术交流网络、扩大国际朋友圈的话语调试平台。
面临新的发展环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是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造成了一种空前的物理隔绝状态，而且还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信息差，这影响着中国智库工作者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面认知。后疫情时代中国智库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激励，智库学者们应当“走出去”，积极探索世界各国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独特理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彪谈到，未来，中国智库建设需要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科学决策机制；建立智库和决策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和成果报送体系；建设战略和政策研究型一流人才培养机制与政府“旋转门”，不断探索新型智库体系建设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