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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现代性这一主旨展开其批判理论。在西方哲学话语母体中，将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进行整合，彰显并诠释对现代性的解读。从现代性哲学内在逻辑出发，在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比中，突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诠解、现代性批判理路等方面所具有的辩证性、现实性、创造性的思想特质，可以进一步表征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独特意义与思想局限，方能凸显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批判与超越的时代性和思想性价值。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特质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颖，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吉林长春 130024）。

现代性是西方哲学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内在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在近代理性主义的推动下，以资本主义时代为背景的现代性得以获得理性内核的自我确证，但也相应地在社会现实中体现出其悖论性特征，即现代性危机的凸显。由此开启了各路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与驳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批判大军中的一路人马，在对现代性的诠释批判中，在对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独特剖析中，在背靠宏博深厚的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中，在继承和援借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现实性特征和方法论原则中，努力将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合流，一方面表征现代性深蕴的人类形而上精神，一方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具有的辩证性、现实性、创造性的理论品质。当其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而表现出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时，辩证性、现实性、创造性何以成为其

独特运思及思想局限，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现代性：主体的觉解与理性的冒险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如果现代性是通过与前现代的思想的一次决裂而出现的话，那么，完成那一决裂的伟大的心灵们，就必然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所意识……没有什么比其（现代化）内部无限多样而经常的根本变革，更成其为现代性之特征的了。”[1]依其说法，若在时间意识上视现代性为一次与传统的断裂，则相应于传统所具有的某种根本性的统一，现代性也应具备其自身独有的面貌。按照通常的观点，现代性所独有的特性集中体现在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和理性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中，而这些都离不开启蒙运动。康德便认为，启蒙的目的就是使人摆脱其思想的“不成熟”（蒙昧）状态，而要进行启蒙，就“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以赛亚·伯林也曾将关于启蒙运动的“核心观念”概括为：“宣扬理性的自律性和以观察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求知方式，从而否定宗教启示的权威，否定神学经典及其公认的解释者，否定传统、各种清规戒律和一切来自非理性的、先验的知识形式的权威”。[3]福柯也赞美启蒙是“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相连接的事业”。[4]可见，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等新观念，在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都对中世纪的“神学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使马克斯·韦伯所言的“祛魅”的现代化世俗社会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得以自显。因此，“理性的运用是启蒙发生的前提，而启蒙则是现代性产生的先决条件。” [5]换言之，现代性是以启蒙为逻辑起点的，而它的价值之源则是理性。

启蒙破除了一切宗教的神话，颠覆了上帝这一权威和根据，使过去的神学世界转型为现代的世俗社会。世俗化过程就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格里芬就通过三种分离过程来把握现代性的世俗化特征——政治与宗教相分离使政治及相应的文化、教育摆脱宗教的控制，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相分离使经济获得自主权，经济与道德相分离使功利主义观念取代传统道德观。这三种分离过程也就是传统向现代性转化的过程。列奥·施特劳斯直接指出，“按照一种相当同行的说法，现代性是一种世俗化了的圣经信仰”。但现代的世俗社会依然需要重新找寻能够自我确证的认识原则、道德法则等，来为现代社会提供依据。当笛卡尔为知识的可靠性提供“我思”的理性根据时，“我”这一主体成为理性主义的重要基点和现代社会人存在的合理依托。康德通过其三大批判系统全面地分析了理性的功能，实现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只是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更好的进展。” [6]“理性为人类立法”“人为自然立法”，不仅是理性原则的再度伸张，更是对主体光辉形象的巩固加强。“没有人，整个创造都将只是一片荒漠，是白费的和没有终极目的的”。[7]正如贝斯特和凯尔纳曾指出的那样：“从笛卡尔起，贯穿着整个启蒙运动及其后继者，所有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都推崇理性，把它视为知识与社会进步的源泉，视为真理之所在和系统性知识之基础。人们深信理性有能力发现适当的理论与实践规范，依据这些规范，思想体系和行动体系就会建立，社会就会得以重建。” [8]关乎人的观念的现代性具备了理性内核。

以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并未一劳永逸地为人们带来它曾承诺的价值愿景，反而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生发出多元的现代性危机——理性与现代科学的结合，导致了哲学对体系化、精确化的片面取索；理性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导致了工具理性的泛滥和价值理性的掩埋；理性与现代启蒙的结合，导致了“袪魅”的启蒙反噬自身而变成了神话；理性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合，更是导致了人与自然被资本逻辑的牢牢捆锁，失去多元性和多样性，造成人的单向度与生态的危机……本为内在逻辑的理性不断假借着合理化的现代外衣走向了权力的顶峰，对理性与主体的至上信任，遮蔽了人的自我价值追求本性，其造成的种种现代性问题逐渐而激烈地在现实中得以凸显。现代性的悖论就此显明，即一方面主体的理性反思将人们从传统宗教迷信中解救出来，实现了精神的祛魅，释放了主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主体自我意识的膨胀导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二分对立，激发主客体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主客体间和解的可能不复存在。黑格尔率先发现这一悖论，并以“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为现代性寻找出路。受斯宾诺莎“实体即主体”的启发，黑格尔将主体和客体统一于“绝对精神”的支配中，并明确提出“现代性世界是以主体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9]“我们时代的伟大之处在于自由的承认，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的。现代性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 [9] 黑格尔用理性主体性原则重建现代性的规范，以求实现“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现代性的发轫与现代性悖论的揭示，使现代性批判的自觉得以开启，这正是哲学内在逻辑的自证。现代性批判成为现时代哲学的焦点，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以知性思辨的特征对现代性进行批评与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一条现实性的解救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无论是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直接解读——“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还是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对现代性的逻辑起点——“启蒙”——的批驳，抑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合工业社会文明现实困境而进行的对日常生活、生态环境、女性问题、技术理性、空间理论等方面的现代性批判，都体现了自身独特的理论向度，使其在现代性话语重构中，既体现为西方哲学的一路人马，又饱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批判维度，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问题研究方面的独特运思。

二、现代性批判的拓荒者

现代性问题的凸显，使现代哲学家们沿着黑格尔的理性主义道路开辟多元化的非理性主义路径为现代性危机“切脉诊疗”，而形成的非理性主义、生存论、语言学、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哲学转向，继续表征哲学以自身逻辑在证实西方哲学从传统向现代的逻辑发展是以现代性问题为核心思想的。如以现代性批判为视角，现代西方哲学首先将矛头直指现代性的理性主体性原则，激烈反对理性是人的本质的传统哲学观念，卡西尔一语道破：“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来说，理性是个很不充分的名称”。非理性主义最先切中现代性困境的根本症结，即理性主义。正是启蒙以来的理性至上、真理永恒、主体万能的认识原则，导致了主客体严重二分并最终带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空虚与价值虚无的“无家可归”状态。尼采极度否定人的理性本质，认为理性是“一种危险的、破坏生命基础的势力”，[10](p51)理性主义哲学家都是一些“不自觉的骗子”，一定要“重估一切价值”，拯救人的“颓废”状态。弗洛伊德则通过证明“力比多”在心理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对人的思想与行动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功能，体现本能自我的重要意义。

柏格森的生命自我、胡塞尔的先验自我、萨特的自由自我等，都是非理性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反叛体征，都是将理性作为知识论哲学的典型代表进行了彻底否定，忽略了理性形而上学的合理内核。这一特点在后现代主义的决绝批判中得以延续。如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我关心的‘元叙事’，是现代性的标志，理性和自由的进一步解放，劳动力的进步性或灾难性的自由（资本主义中异化的价值来源），通过资本主义技术科学的进步整个人类的富有，甚至还有——如果我们把基督教包括在现代性（相对于古代的古典主义）之中的话——通过让灵魂皈依献身的爱的基督教叙事导致人们的得救。黑格尔的哲学把所有这些叙事一体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本身就是思辨的现代性的凝聚。” [11]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采取的决绝否定态度，集中体现在对主体性哲学的否定当中。福柯也说：“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12]而现代的主体更是被囚禁在无所不在的权力之网中，因此，他通过宣称“人死了”来彻底否定普遍性主体的可能性。即对现代性这一“元叙事”的历史选择是造成现代人面临价值困境的原因，现代性观念本身的错误造就了人类现代性的退步。利奥塔直言：“我认为后现代就是不相信元叙事”，“后现代就是要展开解构元叙事、否定现代性、颠覆理性形而上价值的激进的现代性批判道路”。“可以有一种思考理性、思考人、思考哲学的思想，它不能还原为其所思者，即不能还原为理性、哲学、人本身，因此它也不是检举、批判或拒绝。” [13]德里达为解构进行辩白，将解构视为“一种肯定，一种投入，一种承诺”，试图用解构哲学来反抗“逻各斯中心主义”，否定以理性、真理、逻辑等自身存在为基础的存在论哲学，解除“存在的霸权”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后现代主义将其对启蒙“元叙事”的怀疑和其关于“永恒真理”与“人类解放”的启蒙神话的憎恶，直接化为彻底的、不留余地的批判，这种批判从深层意义上理解，就是谋求与西方知识论的思维方式，包括它的普遍性、总体性与本质主义观念的彻底决裂。

生存论哲学则切换了视角，在区分“存在”与“在者”的基础上，以生存论代替实在论，重构本体论，拯救现代西方人的道德失落感和精神虚无感。海德格尔就以人的“此在”来为极易混淆的“存在”与“在者”提供一个特殊的区分标准，而“此在”的确证则要求“面向事物本身”。由此可推，关于人的“此在”必然要求人关注自身和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因此，海德格尔借鉴现象学的方法，在生存论意义上批判“作为技术世界”的现代，而提倡“共同世界”和“共同此在”。另外，语言学哲学家们则欲从语言入手，重新解释人与语言的关系，通过语言的“净化和澄明”，来实质性地关怀人的生存实际，解救已经变得空洞抽象的传统哲学。

在人们面对诸多现代性危机的重要时刻，现代西方哲学却仅仅在抽象思辨的向度描述并分析理性或现代性的逻辑失误，或者试图用语言文字呼唤人的感性意志与自主自由，或者如尼采与海德格尔那样希求以酒神精神或艺术来取代宗教，仍然保留着某些启蒙思想的痕迹，试图寻找某种宗教的替代物……他们并未真切的观照社会与人的现实状态与情况，事实上依旧用形式逻辑禁锢了思维本身。正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思想的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自身的界限的障碍面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既是思辨的又是经验主义的形式表现了如下鲜明对比：一方面用极端批判的激进主义对待科学和哲学方法，另一方面又用毫无批判性的无为主义态度对待既定的、正在发挥作用的社会制度。” [14]现代西方哲学对现代性毫无保留的彻底否定，使现代性成为了无任何用武之地的空白格，甚至失去了那能够微弱地反射“上帝之光”的瓷器瓶碎片的价值，仅仅在元叙事的解构中成为了“一地鸡毛”，使自身关于现代性重构的希望在知性思辨的徘徊辗转中落空。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批判方面既区别于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其再度审视现代性意识的生发和现代性问题的觉解，再次认为理性是现代性的内核，再度审视理性自身所拥有的自反性与超越性，才认为以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同样蕴含着形而上精神和发展创造的气质。因此，哈贝马斯不仅指出现代性是“新旧交替的成果”，还特别认识到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即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自身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探讨与深化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三、现代性现实危机的揭示者

现代性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思想背景中延续着自我超越的逻辑路向。作为现代性批判大军中的重要一支，西方马克思主义依靠丰富的西方哲学思想资源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思维方式，并同二者一起，为现代性批判理路铺展新的谱系。他们总是从问题的角度切入，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系列问题的发掘与追问来展开其独特的现代性批判路径，体现其独特的运思特质。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概念理解有着全新的意识，彰显着辩证性的运思特质。哈贝马斯在关于现代性的理论著作中指出：“‘现代’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5 世纪，……在欧洲被反复使用，尽管内容总是有差异，但都是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15]现代性“把自己理解为新旧交替的成果”。[15] 现代性的出现标志着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但这一断裂并非瞬时意义的，而是具有其内生的传承与超越的统一性的。现代性的断裂不是与过去的诀别，而是在接续过去的某种精神气质内核的同时，结合时代而生发开启出新的内涵。正如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16]代性是在一阶段中孕育永恒的时代精神。鲍曼指出：“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现代性是时间开始具有历史的时间”。[17]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时间意识，指明现代性在时间意识上是断裂与传承集于一身辩证统一的总体性历史概念。另一方面，现代性不仅仅蕴含着时间意识，它还涉及空间的意蕴。列菲伏尔、戴维·哈维等人从空间的视角对现代性问题展开辩证探讨，他们基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空间占有来分析现代性危机的产生条件，在揭示资本流动带来生产活力的正效应的同时，也批判资本对空间进行“创造性破坏”式占有导致的“时空压缩”所潜藏的社会危机。哈维指出：“空间上的转移必需吸收地理上扩展的过量资本和劳动力……资本主义扩张到抢先占有的空间里去的方式以及在那些方面碰到的抵抗的程度，可能具有意义深远的后果……由于资本主义跨越地球表面的逐渐移植把空间延伸进了可能出现过渡积累问题的地方，所以地理上的扩张充其量只可能是过度积累问题的一种短期解决办法。长期的后果始终肯定是加剧了的国际和地区间的竞争，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所遭受的最严重的后果。” [18]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解绝不是狭隘地聚焦于某时某事，而具有宏观与微观相交融的广阔视野，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现代性展开的重述充分体现了辩证性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两个维度展开的：其一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以反思性、批判性和革命性表达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内在超越的冲动，体现为时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其二是将现代性内在所蕴含的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内在力量与人类形而上精神相互结合，将其立体放大到人类整个的社会历史进程当中，体现为空间维度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双重维度及其统一表征了现代性的批判精神与人类理性形而上精神的一致。” [19]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关于现代性认识的思维范式转轨，将现代性视为一个过程，一个永无止境的自由地运用理性进行自我发现、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实现的向历史与未来无限开放的运动过程。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认识从僵化保守的概念式定义到总体性的辩证式的认识转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现代性时也能够秉持辩证性的态度，既承认以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带来的进步发展，也严肃揭批现代性的种种负面效应。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在揭示现代性问题时并未沉迷于纯粹的逻辑推演，而是能够充分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这一根基，从而彰显了其现实性的理路特质。对现代性的认识转轨，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进一步开展做了思维与方法的铺垫，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理论旨趣的根本转向。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仍然是在思维抽象与知识性话语权取代中，谋取人对于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显现证明与直接地终极追索，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将这种对西方传统形而上精神的天国传承拉向了人间，不仅仅希冀人的终极价值能够在未来得以澄明，而且希求现代人能在现实世界中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由，以求取人性的现实绽放。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性主奏愿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所走的是现实的社会批判的路径，而非抽象思辨的评判。同马克思不谋而合，他们认为，现代性问题的突显，并非现代性本身出了差错，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科技的滥觞和资本逻辑的控制下，对现代性进行了多方位的错误利用，从而滋生了各类社会问题，并导致了人性的遮蔽甚至渐趋泯灭。因此，他们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异化”了的科学技术、日常生活、文化形式等的批判，来揭示现实社会问题。卢卡奇在对资本的逻辑进行批判时说：“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了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20]在他看来，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空间化”使工人阶级浸入“物化”当中而丧失阶级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终结”的存在。要摆脱这种危机必须发起无产阶级意识革命并终结标榜着终结他者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威廉·赖希曾针对“性压抑”提出质疑，葛兰西针对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进行揭示，列斐伏尔针对异化的“日常生活”大胆抨击，法兰克福学派针对不健康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现代性否定……种种批判与问题揭示都深深立足于西方发达工业文明的现实环境，透视资本逻辑控制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虚无。比起现代西方哲学诸思潮针对社会现实的现代性本身而提出的片面性否定、概念化游戏等方式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运用某种现实性的方法并立足于社会实际来解决现代性内生悖论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第三个特质是创造性，这集中表现为一种功能性融涵的理论取向。功能性是指理论目的的预设有效性，体现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多元向度和多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援引上，尝试解决现代性问题，拯救现代性困境。而融涵取向则是意指精神文化上的合并与嵌构，侧重于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形而上精神的接承与马克思主义现实革命导向的援借之间的有机容并与整合。比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在对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和马克思关于阶级以及辩证法方法的借鉴与整合中建构起来的；弗洛姆与马尔库塞则在借承弗洛伊德有关“性压抑”心理机制的思想分析现代社会人同自身相异化的根源，并援以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背后资本逻辑运作的深度剖析为解放单向度的人寻找“新科技革命”的出路；齐泽克继承拉康传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还有包括萨特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戴维·哈维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路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事实上在对现实社会切实的理论观照中，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批判分析的基础上，转向关于发达工业文明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上层建筑的现实性批判中。他们通过不断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将实践性特征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嵌入思辨性特点鲜明的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有机整合的尝试，从而既传承了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对人类形而上精神的终极价值、终极存在的追问追索的富含生命力的思想传统，又一定程度上承接了马克思新思维方式方法辐射与现实性理论旨趣的指引，而彰显其功能性融涵的理论特质。特质较西方哲学思潮流派、人物思想等的西方哲学单一背景下的理论阐发而言具有相当明显的思想资源优势不说，仅就其勇于学习与借鉴马克思主义而言，更是其区别于现代西方哲学并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命名自己的理论勇气所在。当然其所内涵的局限：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也昭然若揭。

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范式下，现代性不再只是静态的一种概念、一种意识，更多地呈现为一种运动着的发展着的精神气质、文化形式。循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独特运思，可以对“现代性”进行这样的概括：现代性是在西方理性传统中蕴育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时代文化精神形式，是人所特有的长持的一种对于时间进取性的自觉把握，承载着人类自始至终不断的内在超越、自我否定、渴望自由的终极理想和形而上的本体追求。只是其学院派气息浓重，理论化色彩十足，现实批判性强烈的同时，成效性与实践性较差，理论到实践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使其只能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自拉自唱，而“跑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这便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根本的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再表达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其宝贵财富，但在继承发展中却背离了这一根本方法，成为其不可克服的局限。

四、现代性本质的真正探索者

马克思并没有沿着思辨哲学的老路按图索骥，而是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性批判路径。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定义“现代性”，而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21]“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2]“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3]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等同于资本主义时代，而现代社会的特性毫无疑问就是资本主义运行方式，也就是“资本”逻辑在社会的具体运作对人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转变，现代社会的困境则是资本主义内生逻辑悖论导致的“异化”。马克思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对资本主义内生逻辑悖论的无情揭露与严厉批判，构成对现代性问题的洞察与审视，是现代性的“病理学分析”。即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通过剖析资本逻辑对主体本质外化的严重捆缚，揭示现代社会进步与毁灭共存的制度机理，构成现代性理论的建构基础；以哲学实现思维方式的全新变革和全面超越，其中所蕴含的辩证法精神为现代性悖谬探寻原理，揭示现代性理论的价值旨趣与逻辑路向；以唯物史观科学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提出政治革命实践解救主体异化危机的可行性方案，基于天才世界观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现代性危机指明解放出路，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终极价值追索中完成理论回路。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其“改变世界”的实践行动是合理解构与真切建构的有机统一，构成其现代性理论的整体逻辑，不断实现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批判超越，不断认识与实践着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批判和现实发展。

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困境。马克思认为，   “现代性的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已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只要面对现实，重新设计通向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现代性的潜力就一定会充分而健康地得以实现。[24]“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5]马克思赞扬现代性的进步意义，承认现代性的价值信念与终极理想。他看到了人们在理性现代性价值引导下，创造出之前所有时代相加都达不到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水平。但马克思也清醒认识到现代性内在的悖论和生发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更具成效的神奇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了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首先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6]马克思透视出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本源头在资本主义的运营方式上，即资本主义内在运作机制与发展过程所出现的异化与现代性危机，只能依靠实践本质的革命性方法尝试重建现代性，以克服现代性危机，使现代性内蕴的积极合法的价值目标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实现“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马克思以“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概念化，将资本领会为现代的基本原则，将资本作为最基本的中介性范畴来分析现代社会历史。[27]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现代的代名词，现代社会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在形而上的意义上，资本逻辑打造了现代性的悖论结构——创生巨大生产力为代表的进取性与“人的异化”为代表的自反性。所以，马克思充分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通过“异化劳动理论”、“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合理外表下的不合理内设，即在大肆宣扬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却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过程中对劳动人民实施了“看不见”的极度剥削；通过唯物史观的思维方法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运作特殊规律下的内在逻辑冲突——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本矛盾，使“现代性”的缔造者——资产阶级同时成为自己的掘墓人，也是“现代性”的终结者。为了挽救现代性的积极价值信念和其内蕴的人类对终极理想的美好憧憬，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道路，合理提出通过革命实践，推翻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有效的实践道路。马克思既挽救了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又批判了现代性生发的危机，在实践意义上使现代性的前进重燃希望和创造性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扬弃与对现代性危机的克服拯救，既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思想最具说服力的有力回应与驳斥，又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的行为与仅仅是书斋式冥想苦思而缺乏实践精神的深刻批判与超越，再次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和理论批判的时代性价值和思想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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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3）．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7] 罗骞．论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